朱由檢道：「一官，朕知道你靠著海上的貿易和攔路收錢獲利巨大，年紀輕輕就是大明首富了。」

什么叫攔路收錢？鄭芝龍心說：說的跟當海盜似的……我可沒當過海盜，我只是個收保護費的誠信商人。

朱由檢又道：「如今海上的利益巨大，得之足以興邦強國，朕看著眼饞，也想分一杯羹。」

你要怎么分一杯羹？鄭芝龍心想：攔路收錢的買賣皇家親自來干怕也不合適吧？會被人當成海盜皇帝的！

「朕知道如今的世界已經是所謂大航海時代，」朱由檢繼續侃侃而談，「西人的蓋倫商船可以揚巨帆，行數萬里而來，或販運買賣，或強取豪奪，不僅獲得巨利，而且還開疆拓土於海外。

而我大明卻自閉國門，不取海外之利，不習西人之藝，也不和西夷列國爭奪無主之土。明為備倭防夷，實為自縛手腳，白白錯過機遇……實在令人惋惜啊！」

這皇帝知道的還不少啊！

鄭芝龍和沈廷又都算是睜開眼睛看世界的人，聽了朱由檢的話，也都暗自吃驚。

朱由檢接著道：「如今中土多災，百姓乏食，實在不能再守著老祖宗留下來的這點土地了。

所以朕欲揚國威於四海，拓土地於八方，殖人民於異域……然而我國閉關鎖國已久，官場民間，大都不知世界之大，也少有人習得航海之術。

因此唯欲出海拓土，必先師夷長技，如此才能大興海軍，有了海軍，我大明才能揚帆異域。而欲師夷技，興海軍，則必先開關通商。開關口興商市，則可以知世界、引人才、殖產業、辦海軍！」

原來朱由檢也想跟逆子一樣，當個拓疆土於海外的大殖民者！

不過朱由檢的想法和逆子也不完全一樣，逆子的殖民擴張路線是重商重利，打頭陣的是商人，朝廷的投入相對較少。所以逆子當國的時候，可以不顧國內戰爭仍然在進行，就開啟了海外殖民運動——實際上同時代許多歐洲國家的殖民也是這樣進行的，並不存在殖民必先安內的說法。

比如現在已經溜達到大明帝國家門口的海上馬車夫荷蘭人就在和西班牙帝國打一場八十年戰爭——因為之前的荷蘭屬於西班牙帝國，所以這場八十年戰爭實際上就是一場內戰。

但是荷蘭人並沒有等到獨立戰爭勝利才出海去闖世界，西班牙帝國同樣也沒有在同荷蘭打仗的時候放棄帝國的殖民事業。

這是因為眼下的歐洲殖民運動的商業成分比較高，而且在海外遇到的敵人大多很弱，不需要傾舉國之力去海外打仗。

另外，對於商業殖民集團而言，國家內部的激烈沖突（有時候不一定是內戰），也有利於他們得到低成本的雇佣軍和開拓民。要真的國泰民安的，上哪兒雇人出海去？

而崇禎的經濟賬算得沒有逆子那么精，他的殖民思想大體上是封建化的——目的不是賺錢，而是為了把兒子們封到海外去建國，順帶著再組織一點吃不上飯的要飯兵跟著一起去。

他的這個做法，其實就是用大明的國力為自己的兒子開辟封國——殖民的成本是國家承擔的，而得到好處的則是自己的兒子......花國家的錢當然不必算得太精，而以封國建邦為目的的殖民，當然也不會奔著利潤而去了。所以朱由檢得遠交近攻，同時還得建立一支可以有力支援海外殖民任務的海軍。

不過朱由檢還是借鑒了一些逆子的辦法，比如以商市為辦海軍的基礎——海軍總是離不開海上活動的，特別是在17世紀，幾乎沒有一個不出海的國家能辦好海軍的。而以土地和人民為基礎的國家，要控制海上力量，就必須開關通商，同時扶植大型港口城市。因為大型港口城市，一定會發展出先進的造船業，也會成為一個各國水手和航海家的聚集之地。

所以在朱由檢的盤算當中，搞海外殖民的前提是有大海軍，而辦大海軍的前提則是開關建商市。

在他的計劃當中，他的帝國要重點發展天津、上海、福州、香山島等四大海港都市。

而在這四大海港當中，又要以上海和香山島兩處商都為最大！這兩處商都，朱由檢就打算交給沈廷揚和鄭芝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