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丁桑鵬講話的時候，所有人都靜靜認真聽著，只有一個學校宣傳部的工作人員拿著相機貓著腰在觀眾席第一排前面活動。鏡頭先是從不同角度對准主席台，快門按了幾十次。然後工作人員就轉身，把鏡頭對准了觀眾一陣猛拍。

全景之後，攝影師又要捕捉一下個人風采，他在楊景行和李迎珍前面一米左右的位置蹲了下來按下快門。

楊景行似乎很有經驗，沒有看鏡頭，依然注目主席台。攝影師拍了兩張後又鴨子步朝左邊挪動屁股，再舉起的鏡頭明顯是對准了楊景行和齊清諾，之後再讓賀宏垂也當當中心人物。

丁桑鵬並沒立刻發表對楊景行和三零六的看法，而是確立了今天主題後就請其他人講一講自己的想法。

簡短的謙讓後，校長開始表現主人的熱情態度，他說：「今天是個難得的機會，我拋磚引玉，說一說自己對民樂和新音樂的一點觀點。

我覺得，如果一部音樂作品有鮮明的民族風格或者地方色彩，固然是可喜，但不是我們必須刻意去追求的，也不是不可或缺的。相比之下，作品的個，對於作曲家來說要更為重要。

只有民族，是遠遠不夠的。我覺得，任何民族風格都是歷史地形成的，它受到政治、經濟、社會、地理、語言、氣候等多種因素影響，這些因素都是處於變化之中，風格的確立是相對的，風格的游離倒是絕對的。

比如說，我們總不能因為生活在今天高科技時代的浦海，生活風俗和語言習慣都遠遠不同於剛開埠時候的浦海人，就去指責當代浦海人丟失了他們的傳統和風格。

舉個眼前的例子，剛剛那首《就是我們》，不能因為作曲者和演奏者多方面的創新和突破，我們就說這不是一件民樂作品，或者不是一件純粹的民樂作品。

作為一個現代作曲者，要真實地反映、表達他對自己的時代，對社會、對生活的認識和體驗，能夠引起人們的共鳴。他的風格必然是屬於他所生存的這個時代，但這並不妨礙他按照自己的方式去使用傳統的技法。

就像新古典主義者，新巴洛克主義者，他們高喊「回到巴赫去」，其實他們從來沒有按照純粹的巴赫風格來寫賦格曲。沒有人會把欣德米特的《調游戲》聽成《十二平均律》，也不會有人把施尼特凱的《大協奏曲》當成維瓦爾第的作品。

再說新音樂，其實新民樂也已經不是個新概念。

西方新音樂，也有叫現代派，先鋒派，主要在歐美國家出現。它的出現和個解放有關系。

追求個當然是對的，但也容易走極端，往往會忽視思想內容，忽視情感表達。有的西方作曲家干脆說，音樂是不能表現任何除音樂本身之外的任何東西的。不過這種觀點，我們大概很少有人能接受吧！

那些「新音樂」究竟是不是能在歷史上站得住腳，只有等時間來驗證了。當初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首演，觀眾的反應是嘲罵、嘩然大笑和哨聲。但是最近的演出，這件作品卻得到了長達數分鍾的掌聲和歡呼。

看來人的聽覺也是在發展的。在德國，年青人喜歡流行音樂，老年人聽古典浪漫派，不過斯特拉文斯基、巴托克、欣德米特也還是有相當的市場。對於當代新音樂，像施托克豪森、里蓋蒂、潘德列茨基等等，絕大數人並不理解，更談不上喜歡，但只要表現出一些耐心和諒解的態度，在音樂會上也已經能聽到稀稀落落的掌聲了。

再說我們身邊，同樣的例子，剛剛聽的這兩首作品，首演就幾乎得到了所有人的稱贊，包括老師。

當然，楊景行和齊清諾兩位同學遠沒有施托克豪森那么前衛激進天馬行空，也沒有一點序列主義的色彩。不過這正是讓我們欣慰的地方，有老師說楊景行的作品是「傳承而不拘泥，博眾而又獨特」，我覺得很對。

尤其讓我們高興的是，丁老，唐老他們也對今天的作品持肯定態度，這說明兩位學生的方向走對了，我相信他們能得到更多人的認同，我們也應該為他們創造這種條件。至於他們所做的到底是民樂還是新民樂又或新音樂，我倒覺得不重要了。

當然，兩位學生肯定還有不足之處，希望各位專家前輩多多指導，謝謝。」

全體鼓掌，台上的人互相看，得有人繼續說呀。被校長邀請後，小巨人的總監鄒春玉沒客氣，他的國語比較普通話：「第五次來大陸，能見到這么多了不起的藝術家，尤其是丁老，我真的很激動，非常感謝。感謝剛剛那些美麗女生和楊景行先生，你們也很了不起。

很多年前，我就牢牢記住了丁老的一句話：對音樂要有一顆赤誠的心。之前在樓上，大家都好感動，我們的作曲白憲文先生落淚了，就是因為我們都感受到了楊景行和三零六的女士對音樂那顆赤誠的心。

白憲文先生是我的老朋友，認識快二十年了，今天我第一次聽他說要向晚輩致敬。白憲文先生對音樂也有一顆赤誠的心，我很敬佩他。但是白先生說他應該敬佩楊景行，因為一個作曲家願意把那么多絕妙的樂思都寫進一首作品里，值得他鞠躬。」

楊景行正不好意思呢，鄒春玉自己卻站了起來，真的對台下鞠了一躬。雖然鄒春玉的腰彎得不是很低，但楊景行還是立刻起立了，也鞠躬還禮，然後又轉身，再朝後面的白憲文一群人彎腰。

後排的幾位台灣朋友都站了起來，也給楊景行還禮。雖然挺有意思的，但是沒人發笑。

楊景行不算受之有愧，好多的作曲人甚至作曲家在創作的時候，往往會把一兩個冥思苦想出來或者妙手偶得的主題或動機通過各種作曲技法豐富填充裝飾起來，那么這件作品的最有價值最難得的其實也就是那一兩個動機。

《就是我們》就太不一樣了，全曲才半個小時，但是耀眼的動機和主題有幾十個，還有一個又一個彩絕倫的語句樂思……為什么半個小時能讓聽眾沒一絲厭倦感，反而卻越來越投入享受，就是因為有價值的東西太多了。

簡直可說是可恥的浪費，如果把那些好東西挑出來拿給有經驗的作曲人去創作，該寫出好多件不錯作品來。

大家都坐下後，鄒春玉繼續激動：「不虛此行，不虛此行！大陸有這么多的音樂院校，這么多優秀的音樂家，培養了這么多優秀的年輕民樂人，我好羨慕。台灣也有許多熱衷民樂的年輕人，可是他們沒有這么好的機會和環境，我衷心希望你們能去台灣做客，你們一定會讓台灣的年輕人對民樂有全新的看法和熱情。」

接著，中央民族樂團副團長宋延傑也說說自己的看法，他沒過分誇獎楊景行跟三零六，而是順著丁桑鵬和校長的思路多總結反省一下民樂的發展。

宋延傑提出民樂和時代同發展的命題，認為把合成器和電吉他拿來配合甚至融入民樂也並不是不可行的，只要是為了音樂的表現力服務。

然後，國家青年民族樂團的指揮何知俊又表揚三零六的演奏功力，認為這些女生也是傳承而不拘泥。他幾乎把每件樂器表現出來的優點都提了一兩句，而且說得挺專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