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帝國的興起，是在一個群雄逐鹿，風雨飄搖的時代。

蒙古人的統治在六十多年的時候已經無法繼續維持下去，最終不過百年便被徹底傾覆，在馬上得天下，又以馬上治天下，數十年毫無變革，哪怕是名相脫脫，也無力回天。

正所謂元「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元末的群雄逐鹿，可不像現在流賊這般小孩兒過家家，我們可以隨口道來的什么郭子興、陳友諒、張士誠等等，雖為一時之雄，但崇禎皇帝明白，這些人放在眼下這個時代，每一個都比李自成、張獻忠之流強上千百倍。

如果眼下占據西北的是陳友諒，崇禎皇帝自認是根本玩兒不過這位野心勃勃的梟雄的。

漢末英傑輩出，天下終歸一統，元末群雄逐鹿，同樣有一個王者鼎足而上，收整天下，而彼時的王者，便是一個名叫朱重八乞丐出身的和尚。

真正論低下出身的皇帝，歷朝歷代無人能比肩朱元璋，要知道，劉邦還是個管著三十里地界的亭長。

公元一三六八年，朱元璋在南京稱帝，建立了延續至今，已經顫顫巍巍如同耄耋老者的的大明帝國。

崇禎皇帝在後世好歹念過大學，自然明白一個道理，在華夏漫長的封建社會之中，天下興亡，在背後起作用的東西，常常不足為外人道，因為放到前台的總是階級斗爭，背後的東西呢，其實就是經濟。

作為經濟的重要組成，稅收的作用無法小覷。

在古代，稅收的形式多種多樣，直接叫稅收的很少，身為皇帝的崇禎繼承自己前世記憶，也對這時候的稅收有了很大了解。

這個時候的稅收，大多以賦、稅、餉、徭、雜泛等名稱出現，繳納的方式也很多，有實物的，有貨幣的，有投工投勞的等等。

崇禎皇帝剛穿越過來的時候，免天下賦三年，並且永遠取消給遼東軍的三「餉」，但卻並沒有免「稅」三年，顯然是正確之舉，因為稅這個字包含的意義太過廣泛。

明代稱之為「稅」的東西，往往和「有償」的交換聯系在一起，如租賃、利息、買賣等等，總而言之，這個時候的「稅」含義眾多，與後世口口聲稱的「稅」，區別很大。

其實，早在朱元璋建立大明最初的時候，就意識到商戶過分斂財會造成財政危機，已經設置了征收「商稅」的一套基本規則和有司衙門。

只不過那個時候的「商稅」和眼下崇禎皇帝想要收的，又不是一個「商稅」。

朱元璋所制定的商稅制度的目的只是為了限制商人獲取厚利，讓朝廷有利可圖，並非時下崇禎因為朝廷年年財政赤字毫無辦法，為了從商人口袋里取錢充補國庫的下策。

在大明建國初期，朱元璋大力整頓商業與朝堂，除了大興殺伐為後世奠定基礎以外，在府設稅課司，在縣設稅課局，在道鎮設分司、分局，壓制財閥集團。

根據朝廷中的某些記錄，洪武年間，全國兩京十三布政使司共稅課司局就足有四百五十多處，各稅課司局所收的商稅，年終需解送布政司，然後再由布政司送交京師太倉等庫，以備國用。

可想而知，這會是何等的暴利。

在朝堂商議中，崇禎皇帝從蔣德璟口中了解到，眼下朝廷收取的商稅分為過稅和住稅，過稅是商貨、船只過境稅，有工關、鈔關、門稅；住稅則是指商貨落地、停留、貯藏、房店、設攤貨賣稅等。

洪武、永樂年間朝廷的「商稅」收入主要來源於兩樣，其一是塌房稅，塌房稅原名官店錢，這個玩意兒崇禎也是穿越過來閑著沒事翻典籍翻出來的。

崇禎現在很喜歡查閱老祖宗的東西，因為這些都是後世怎么查都查不到的，老祖宗留下來的東西有些可以棄之不用，有些再搬出來卻非常管用，總會有些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