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的一個秋天，沂蒙山的柿子紅了。正是黃昏，遠處升起炊煙，彎彎曲曲的山路上走著幾個小孩。小孩都臟兮兮的，背著破書包，唱著歌謠。

一個小孩到路邊的柿子林里撒尿。一會兒，小孩出來，目光驚恐無比，他兩手抓著自己的頭發，嘴唇哆嗦著對同伴講：「草里……有個死人。」

那死者是個農婦，被脫光了衣服，砍下了頭顱和四肢，扔在了草叢里，奇怪的是陰部卻被凶手撒了一把泥土。這出於什么樣的犯罪心理？後來經過公安偵查，凶手是她公公，這樣做只是為了給她遮羞。

案情並不復雜：她是個寡婦，與鄰居通奸，生了一個嬰兒，公公覺得丟人，便痛下殺手。

可以想象那是個月光如水的夜晚，一個白發老頭背著一具光溜溜的女屍走在柿子林里，老頭用斧子將屍體肢解，臨走前，他抓了把泥土將兒媳婦的**蓋上。

柿子紅了。

寡婦被殺了。

那個孩子沒娘了。

加祥縣城有條老街，老街早已不在。當時靠近糧局的拐角處有兩間破敗的房子，房子沒有門，房頂搖曳著狗尾巴草，向北的窗戶被磚封死了。

有個外地人曾經指著房子問：

「那是廁所？」

得到的回答出人意料：

「不是廁所，那是派出所。」

1978年12月23日，下雪了。

老街泥濘不堪，電線桿下的殘雪顯得牙磣，樹枝上的雪好像能吃。北風呼嘯，滴水成冰。一個穿破毛衣的男人在派出所門前徘徊了一會兒，走了。後來從屋里出來個民警，看看天，看看地，地上有件黑棉襖，棉襖包裹著一個嬰兒。

民警嘆了口氣，解開懷，掏出**喂孩子。民警是個女的，老街的居民都認識她，都喊她周嫂。

周嫂站在路邊喂奶，站在天地間喂奶。

叫聲嫂子，淚如雨下。

從此，這個孩子便在派出所里長大，後來他成為了一名優秀的警察。

另外一個孩子，出生在監獄里。

他娘是個婊子，按照「文革」時期的說法，叫作破鞋。破鞋殺了人，召開宣判大會時，她高昂著頭站在台上，當聽到死刑，聽到槍斃，她向台下圍觀的群眾惡狠狠地吐了口酸水。這口酸水救了她的命。

她懷孕了。

一生天，二生地，三生萬物。

幾個月以後，當當當，孩子出生了。她得了產褥熱，臨死前掙扎著對一個女警說：「我要知道這孩子的爹是誰，我絕不饒他，非宰了他。」

監獄長叫沈昂，公安出身，「文革」期間，因一起錯案被關進了看守所。平反以後，即1978年以後，上面征求他對工作安排的意見。他選擇的竟是關押自己的看守所。他對監獄有著很深的感情。當過犯人，又當警察，所以能做出雙重思考。他在會上對其他獄警說：「這孩子和監獄有緣，沒有親人，你說把他扔哪兒，大街上扔的孩子民政局都不管，更何況這個，讓他在這先住著吧。」

犯人給孩子起名高飛。這也許代表了他們的意願。女犯的胸部最美，因為**就在那里。女犯成了高飛的母親，男犯成了高飛的父親，監獄成了他的家。

監獄也是學校。時間是一塊破表。高飛會爬了，小手摸遍高牆內每一寸土地，他在犯人的影子里爬，爬著爬著就站起來了。有一天，監獄長自言自語，我可能弄錯了，這孩子生下來就是為了學習犯罪的嗎？孩子沉默寡言，和犯人卻很親近，犯人教給他很多東西。他學會吃飯的時候同時學會了抽煙，學會說話的時候同時學會了罵人。童年還沒過去就習慣了沉思，青春期還未到來就懂得了**。他了解各種黑道切口，清楚各種文身象征。他知道如何熬制鴉片，如何配制春葯。形形色色的犯罪手法也漸漸記在了心里，怎樣用刀片行竊，怎樣用石頭搶劫，怎樣用瓜子詐騙，等等。

就這樣，高飛在監獄里長大。

16歲那年，他對監獄長說：「我想出去逛逛。」

所有的犯人抓著鐵柵欄唱了一支歌。這歌是為釋放的犯人送行的。

十字路口像十字架。

高飛走向了一條荒無人跡的小路。他一無所有，連腳下踩著的一小塊硬邦邦的土地也不屬於他。他身無分文，卻很富有。他腦子里有一千只蝙蝠在飛，一千個邪念難道不是財富？可以買到捷徑，買到黑色的火焰，這火焰在夜里是看不見的。

出獄時給他的那點錢已經花光，他到處流浪。流浪的另一個名字叫作墮落。在城市里流浪的人像城市里的野獸，在鄉村流浪的人像鄉村里的野獸。他們是乞丐、人販子、江湖藝人、通緝犯、野雞和無家可歸的人。他們靠什么生存？沒有職業，或者說職業就是犯罪。

高飛從城市走到鄉村，走著走著看見了一把刀，一把殺豬刀，這條青草叢生的小路通向集市。

第二天黎明，有個趕集的老頭看見了一個孩子。孩子站在路中間，手里拿著一把刀，紅紅的眼睛，牙齒冷得發抖，他赤著腳，穿著一件大人的襯衣。

孩子說：「給我一口吃的。」

他開始了第一次犯罪：搶劫。

搶劫犯看著這個老頭。

老頭看著這個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