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槍手，而且這倆槍手的水平之高，古往今來，一共也就八個。

其中民族風氣與國格兩項條陳，完全是蘇軾在領會蘇油的意思之後，獨立起草。

這本身也是蘇軾的強項。

中華民族的民族風氣，在蘇油看來，其實是在完成農耕文明的展格局之後，便已經凝聚成型。

仁、義、禮、智、信。

孝、悌、廉、恥、勤。

忠、勇、敬、恕、謹。

儉、忍、善、寬、和。

這些固然是美德，但是仁近懦，善近偽，智近奸，信近迂。

用矛盾論的觀點來看，那就是幾乎每一項美德，都有一個似是而非的惡俗與之相伴，這里邊就存在一個度的問題。

蘇軾宏文滔滔，從三皇五帝開始，剖析華夏民族在數千年歷史中生的重大變故，以及這些變故對民族風氣和民族性格的塑造，生了那些關鍵的作用。

而到了如今的大宋，熙寧之前，與熙寧之後，又生了哪些重大的變故，這些變故對於風氣的塑造，又生了哪些作用。

其中最大的影響，就是幾次對外重大戰爭的失利。

蘇軾的文章里，也著重分析了民族風氣對於對外戰爭的影響，以及對外戰爭，對於民族風氣的反作用。

毋庸置疑，兩者都沒有起到什么好的促進。

兩個極端同時存在於大宋的民族風氣上——自大與自卑，保守與務虛，怯懦與盲動。

而兩個極端體現在外交策略上，就是打也不行，和也不行；體現在國家政策上，就是積進也治不好，保守也治不好。

要糾正這種狀態，先就是要實現民族思想的轉變——自尊，但是不驕狂；自信，但是不虛枉；自強，源於務實；自立，源於自強。

民族，是由國人構成的，民族氣質，則是國人氣質構成的。

簡單舉一個例子，那就是祖宗「以文制武」的國策，在一次次對外戰爭失利中，被徹底讀歪了。

正確的理解，祖宗的這句話，應該是指國家武備，軍士訓練，將領培養，遷轉升降，都應有一套成熟有效的機制來管理約束。

管理機制，就是「文」，軍事力量，就是「武」。

而不是簡單地將「文」定義為文官，將「武」定義成武將，在國家內部人為地制造對立。

晚唐之所以滅亡，就是因為李林甫唐國忠之輩斷絕了武將上進之道，讓這套機制喪失了作用，這才導致藩鎮跋扈，戰亂蜂起。

因與果，果與因，不能本末倒置。

而到了大宋，軍制的改革，僅僅只走完了第一步，就是開始將國家的軍事力量，嘗試納入正常的管理體系，而不再采用軍閥時期單純的武將負責制。

這是一個大膽的嘗試，但是卻並沒有起到應有的效果，對國家的軍事力量沒有起到好的作用，相反，帶來了諸多的問題。

這個問題，其實也和風氣相關，以至於明敏如韓忠獻公，都曾經說出「東華門下唱名方為好男兒」這種話。

這明顯是對祖宗遺意的誤讀，也是風氣使然。

可在如今大量有知識，通文字，曉軍略，善謀略的人才投身軍伍之後，在回過頭來看這句話，明顯是有失偏頗，矯枉過正了。

國朝至重者，宗室，然自太祖起，宗室初授將軍，後轉觀察，節度，皆是軍職，直到熙寧年間，才定下宗室轉文資之法。

所以說認為重文官輕武將乃是祖宗的本意，明顯是站不住腳的。</br></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