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老夫，是要引人欲、趨天理。」

溫暖的書房里，秦嗣源緩緩地說出這段話來，那一邊，寧毅偏了偏頭，目光之中，閃過了無比復雜的神色。

「在這世間，但凡是人，皆有私欲，私欲膨脹，人便被蒙蔽，看不到他所行的對錯。我等儒生這么多年以來，各種學說紛繁嘈雜，所為的也不過是求一條道，大同之道、君子之道。這些道，終究是相通的，最終能令這萬物有序，令天下之人各司其職，他若貪婪，當教化他何物該貪，何物不該，當教會他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他若沮喪，當教化他前行之間，何為正途。」

他頓了頓，續道：「這世間為何如此，何以要如此，最終能令世人找到答案，不至迷惘。這是道理，也是天理，老夫此生六十余載，猶然磕磕絆絆的，找不到一條直路，但為人者要如何，為何要如此的一些淺見，籍著注解這幾本書，便都已經寫在里面了。」

堯祖年說了句似乎是褒美的話，秦嗣源搖頭笑了笑，寧毅在這邊，卻是低聲道：「存天理，滅人欲……」

「立恆所說的，卻像是老夫所想的聖人之境了。」秦嗣源呵呵笑了出來，「引人欲與天理相合，也正是使小我大我相一，可在這世間，真能做到相一者，又能有幾個？我輩寫書，推行教化，最重要的並非告訴他們道的終點為何，而是道理的本身為何，由他們自己去理解，讓他們自己去走，他們若能聽懂其中道理，自然能使人欲逐漸趨向於天理。至於能存天理、滅人欲者，也只能說是人欲與天理已然相合一致，如同孔聖人一般，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本身的欲望，已然不會偏離大道，如此倒可說是，滅人欲了……但孔聖人至此一步尚且年至七十，我輩……怕是此生難到。只能將一得之愚，說與他人聽聽。」

說到這里，他也頗有些遺憾地嘆了口氣：「說些題外之話，老夫這數十年來，見過人之愚蠢，數不勝數，可從另一方面看來，他們每一個人，又都好像是些聰明人。他們……看起來每個都明白大義為何，可又總是迫不得已，為官者貪，何能不貪？身邊的人都貪的時候，你怎敢不貪。為將者怯，何能不怯？當身邊的人都要往後跑時，你怎敢不跑。聽起來，似乎大家都是迫不得已，你該指責他，似乎又不該指責他，老夫這一生用謀過甚，每每想起，總覺得身後難得好名，可若不這樣做，又總是難以成事……」

「老夫又想，究竟是否有一方法，可將此事糾正。最後思前想後，只能將道理說清楚，若每一個人都能明白道理，私欲或許便會少些。若兵將能通其理，則兵將不畏死戰，官員通其理，或能少貪墨，若如今這些屯糧的商人，也能通其理，或許便能知道他們所行之事，於家於國，大有損害，或許這手段便能輕些，也或許……林趨庭，便不會死了。」

他搖頭笑笑：「當然，這也是老夫想得太多了。這幾本書，雖然注解有時，但能得幾個人看，還是難說。立恆你那邊書社辦得還不錯，待到老夫修完，可得替老夫印一印、發出去，若能得三兩好友認同，老夫此生，也算是留下些什么了。」

寧毅看著他，片刻點了點頭：「……當然。」

秦嗣源對這些書的說法基本便到這里。他的思想已經在書里，口頭上不用解釋太多，只在堯祖年、聞人不二等人偶爾詢問時，解答一二。寧毅埋頭翻書，從中尋找一個一個的注解，推演出去，腦中閃過的，是那兩個年頭。

引人欲、趨天理。存天理、滅人欲……

這是……理學啊……

寧毅在後世，對於理學並沒有仔細去研究，對儒家，也僅僅是欣賞。但是以他的能力，有些東西即便是欣賞，也是能夠稍稍解構的。理學在後世頗遭詬病，但對於寧毅來說，一個能流傳千年不斷發展的東西，如果有人說這純粹是糟粕，其中是沒有道理的，他只會直接將這個人看做是智商為零的白痴。

理學和儒家，純粹是被五四運動盲目拋棄的。在後世的一些學者或憤青眼里，有一句話叫做：中國人沒有敬畏之心。這不是假話，五四運動前，中國人遭受了最為巨大的屈辱，於是在外來文化入侵時，迫不及待地推翻和打到了自己原本的一切。這種外來文化的入侵，在當時是有先進的一面的，然而當時的國人推翻了自己以前的文化，卻並沒有學到對方文化中的核心精神，後來漫長的陣痛期，精神文明的崩潰和無處皈依，是很慘的。

在寧毅看來，儒家，包括其他的一切學說，研究的都是人在這個社會上該如何自處，如何與人相處的問題，人該如何抑制和引導私欲，以怎樣的一種形式構成國家，能令這個國家最為輝煌，人們的精神面貌也相對最好。這是所有哲學體系的根本，從幾千年前到後世，從來就不曾改變。

那么，儒學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如果從頭看到尾，創立它的孔子，並非是後世的那個道德宗師，他其實是很講究務實的，在一方面，他以道德的追求為最高標准，另一方面，他其實是以社會現實為考量，教人做事。從子貢贖人的故事，到以直報怨的勸誡，再到「鄉願德之賊也」之類的論點，相對於後世儒家發展到「禮在理先」、再到更後世一味地教人謙和、退後卻從不明白地厘定個人權利「講禮不講理」的純鄉願社會，儒家的，其實是「先講理，後講禮」的。

孔子之後，儒家發展一千多年，到了另一段歷史中的宋朝，社會生產力已經發展到一個程度，利益開始更大程度地引導人們的欲望，商業發展，階級開始變得混亂時，社會需要一套更加明確的規范，甚至於需要一套更加精細的枷鎖，去告訴別人，你應該做什么，不應該做什么，你的位置在哪里，你能追求的東西在哪里。在當時，這樣子來確立一個國家，本身確實是最合理的。

理學，其哲學中心便是理、天理，一億個人組成一個國家，以怎樣的方式，這個國家最和諧穩定，這是就天理，而即便在後世，人們也知道大我與小我的分歧，個人與國家的分歧，要從小我至大我，個人肆無忌憚的欲望，就必須被壓制和引導。

人的本身，乏善可陳，他也是可能性無限的動物。但僅以社會構成而論，最堅固的社會是什么呢？印度的種姓制度有著最為嚴格的階級，但是數千年來，他們國家連一個說得出的起義都沒有，何其牢固。儒家在厘定規矩的同時，實際上保留了人們往上走的路，它希望一部分人能夠脫穎而出，甚至希望在「某一天」，天下大同、人人如龍。也是因此，中國在那幾千年間，創立了最為輝煌的文明，而不像印度那般安靜死寂。

而對於大儒來說，創立一個學問，有他們本身高深的內涵在內，求的是知己。那時候講學問，有個願打願挨的准則，你願意學，我才告訴你，你不懂，那多半是你愚鈍。朱熹的「存天理、滅人欲」是一種聖賢追求的最高狀態，所謂人欲，並非欲望，而是私欲。他們探討的是一個國家怎樣能夠達到最理想的狀態，其中當然也有種種苛刻之處。但作為普通民眾或是平頭百姓，未必能夠明白「為什么」，那好，我告訴你怎么做就行了。

到最後，框框條條剩下了，道理上理解的人，卻並不多。

民可使知之，不可，使由之：你能理解的，我告訴你道理，你理解不了，那我告訴你怎么做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