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茂為了刷聲望，加上蟄伏太久，靜極思動，糾集了數十家不滿檢籍的士族主動找徐佑講道理，說檢籍釋放了大量的佃農、逃奴和流民，門閥世族的土地找不到人耕種，這樣下去，照樣會造成荒蕪，豈不又回到之前的狀況，那何必土斷，何必檢籍？

徐佑正等著他們，為了解決這個讓門閥擔憂的問題，宣布廢黜「封山占水」的陋習，重歸秦漢舊制，山林水澤歸於國家所有，任何人、任何門第都不許無端占有。

至於以前占有的，酌情退還，今後不得再占。

以此，來扭轉「富強者兼嶺而占，貧弱者柴薪無托」的困局。

這何止是打臉，簡直是把臉踹在地上摩擦。

你嫌地多，人少？

好，我不給你加人，卻給你減地。

庾茂等驚呆了，小丑原來是我自己？

這次連顧朱張也受不了了，幾位家主還有徐佑的老丈人張籍全都秘密求見，詢問徐佑的底線。

徐佑說的很誠懇，道：「家富國貧，何以持久？北魏眼見要從前幾年的混亂里緩過氣來，我們要是慢一步，就會死無葬身之地。到時候數十萬鐵蹄南下，國將不國，諸位的家資不過是為元氏暫時保存罷了。」

但他也不能把事情做絕，道：「山澤之禁，自太後始，王公及以下，皆不能免，包括我在內。不過，會依據你們各家的品階遞減，總不會讓大家沒了飯吃，對不對？」

眾人無言以對。

如今徐佑大勢已成，土斷和檢籍用的幾乎全是寒門子弟，這些人隱隱崛起朝中，他們的支持固然重要，但已不是不可或缺。

反對不成，那就只能支持，至少跟著徐佑走，經濟受損，政治上還能保住地位。

兩害相權取其輕吧！

沒過多久，徐佑以太後的名義，把皇室占有的十座名山和二十一處湖澤交歸國有，再把徐氏在義興的所有山澤交歸國有，只保留了錢塘的三座山兩個湖——這還是因為錢塘是翠羽營、楓營、虎鈐堂和玄機書院等至關重要的機構所在地，必須保持一定的私密性，才能防止出現安全漏洞。

但僅憑義興的山澤，就算不如皇室，也是幾代人積累的巨額財富，干脆利落的交出來，讓所有質疑者都無話可說。

只有身正，才能服眾！

其他各門閥世族也參照徐氏的標准，按照官階和爵位，依次遞減交歸國有的山澤數量。

再經過統一調度，把這些山澤間的肥沃良田分給貧苦百姓，成立農業協作社，由當地州府提供農具和糧種，鼓勵百姓互幫互助，並免去前三年的賦稅，力爭不讓這些好不容易從佃農變成自耕農的齊戶不再次流失。

但這些措施也只能暫時的治標，不能治本！

要治本，必須改革稅法。

縱觀歷代賦稅制，總體特點是：征收的標准由人丁向田畝、資產過渡；征收的方式由實物地租轉向貨幣地租；征收的名目由多種成分轉向單一貨幣；征收時間由不定時發展為定時；農民服役由必須服役發展為可以代役。

從春秋初稅畝，劉漢的口賦制，到曹魏戶調制，再到均田制和租庸調制，全都是人口和田地同時征稅的二元法。

隨著時代進步，朝廷發現二元法太加重農民的負擔，一旦遇到災年和重大變故，就會造成大量自耕農破產，然後土地被瘋狂兼並，進而影響國家的方方面面。

為了改變這個狀況，唐後期的兩稅法仍然收人頭稅，但對人口普查力度變弱，宋中期的方田均稅法也仍然收人頭稅，但是把田稅向地主階級傾斜，明中期的一條鞭法，清中期的攤丁入畝，

所有稅法的改革，核心內容都是讓征稅更便捷，百姓負擔更輕，讓國家更強盛，並逐漸的取消人口稅，只征收資產稅。

可惜的是，這個過程，延續了整個封建時代，直到攤丁入畝的出現，才在名義上徹底取消了人頭稅。

徐佑想做的，是一步到位！

他的底氣，在於占城稻的有效推廣改變了糧荒的局面，人丁爆發式增長有了物資基礎；其次，既然這一年內已經把門閥世族逼到了絕處，那就長痛不如短痛，再逼一逼，說不定就把他們逼垮了！

新稅法早在土斷的時候就開始召集戶部精通度支的人才進行研究，等土斷和檢籍完成，國家准確掌握了大量的土地和人口，有了適合生長的土壤，在升明元年的年底，正式頒布實行。

這一躍進，擊破了門閥世族的最後防線，他們拋棄了幻想，准備和徐佑攤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