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眾對商人的看法在快速的發生著改變，朝廷突然頒布法令：取消金陵、吳縣、錢塘、成都、潯陽五座城市的宵禁和里坊制度，打破居民區和商業區的界限，允許在有關部門規劃好的區域擺攤做買賣，並減免繁瑣的交易稅，重新制定簡潔明了的商業稅征收試行方案，推動城市商業化進程試點……

這套法令，其實和之前的土斷、檢籍、新法等一脈相承，通過土斷檢籍，分清了土地和人口的關系；通過新法，解除了土地對人口的束縛，增加了流動性；再通過取消宵禁和里坊制，鼓勵流動人口參與商業行為，從小農經濟向農商並重轉變。

為了保護商業，戶部和吏部聯合下文，規定凡官府需要的物資，都要與民和市，照價給錢，不得攤派和征調。官吏不許以任何名義盤剝商賈，違者從嚴從重懲罰；

同時，推出農業、水利、造紙、印刷、紡織、礦業、造船、煉鋼、燒瓷、飲食、娛樂等十七大行業的三到五年規劃。

當徐佑大刀闊斧的對江東全方面改造的時候，北魏也迎來了一次大變局。

經過何濡一年多來的分化、拉攏、打壓，又頂著各方巨大的壓力，提前投入堪比北魏三年純財政收入的人力物力，對鄴城進行了全方面的修繕和擴建。

為何選擇鄴城？

洛陽曾是元瑜心里的備選地之一，但後來局勢變化，洛陽幾經戰火毀城，現在就像是嵌進楚國腹中的釘子，四面皆敵，已不適合為蘭京。

鄴城就成為唯一的選擇。

不是因為其他地方不好，而是因為籠罩在鄴城身上的光環太耀眼了。

鄴城最初是在袁紹的治下，物阜民豐，等到曹操封魏王，定鄴城為國都，前後營建數十年，再到曹丕篡漢，遷都洛陽，可仍然把鄴城作為五都之一，直到曹魏覆滅，還是北方最重要的政治經濟軍事基地。

北魏立國後，鄴城所在的冀州被稱為國之資儲，唯籍河北，可知當地的富饒繁榮。

且鄴城的漕運相當發達，得漳水之利，物資運輸便捷，西有太行之險，南有黃河屏障，比起洛陽，有洛陽的優勢，而無洛陽的劣勢，立作蘭京，更為合適。

這年五月七日，天師康靜上表：臣夜觀星象，俯察圖記，發現必有遷都之事。

皇帝道：天意如此，然不知民心如何？

康靜答道：上古堯都平陽，舜遷於冀，可知帝王所居，歷代不同。今平城貧瘠，只能修武，不能修文，百姓頗多怨言。陛下遷都，經略四海，正是周漢興隆的規制，民心自然支持。

皇帝又道：然自先帝以來，久居此間，北人戀舊，一旦南遷，未免造成驚擾。

康靜道：大魏遠祖世居北荒，後居東木根山，又居盛樂，再遷平城，帝王以四海為家，或南或北，隨地可安，陛下英明武略，國運清夷，如何獨獨遷不得呢？

皇帝以為大善，正式把遷都提上議程，向諸州郡和邊境六鎮頒發明諭。但是，仍然遭到鮮卑貴族和一些朝臣們的極力反對，而反對聲音最大的，是邊境六鎮的鎮都大將。

這是隱患，若不息平鎮都大將的異議，怕會遺禍無窮。何濡建議元瑜西巡，元瑜如今對他言聽計從，旋率三郎衛士出京臨幸陰山，登閱武台，遍歷懷朔、武川、撫冥、柔玄四鎮，再還平城已到秋季。

六鎮對遷都的異議被壓制。

可面對平城里的反對力量，崔伯余問計何濡，何濡笑道：「尚書令胸有成竹，我就不獻丑了。」

崔伯余堅持，道：「請少傅指點。」

何濡答非所問，道：「我聽說尚書令最近和天師有些爭執？」

崔伯余也不隱瞞，道：「是，我欲把佛門趕盡殺絕，可天師卻覺得佛門式微，再不足以威脅天師道，打算見好就收。」

對康靜而言，他在北魏振興天師道的任務已經完成，佛門經過多次清洗，只是苟延殘喘，托庇在太子和諸多貴人門下，繼續追殺，困獸猶斗，政治上要冒更大的風險。

但對崔伯余而言，他要全面漢化，復興儒學，自然要報儒家被佛門壓制了百余年的深仇大恨。

兩人為此多次起了爭執，康靜無法說服崔伯余，崔伯余也無法說服康靜。

他們不能達成共識，元瑜就不能下最後的決心。

所以崔伯余今夜拜訪何濡，明著是為了商討遷都，實際上是為了佛門。

何濡道：「其實，若要讓主上滅佛，現在正好是良機……不如，我和尚書令同時把心中所想寫在掌中，看看是否相同？」

崔伯余欣然應允，取筆寫了兩字，握拳等何濡寫就，再攤開手掌。

果然，兩人寫的內容一模一樣：

大乘。

若法歸泉下有知，真得說一句：我謝謝你們嘞！

（我看有朋友問結局，很快了，已經選好節點，大概會在北魏分裂，六鎮生亂，徐佑登基結束，不要急，沒多少章了。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