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下來，如今的宗室都是攀附在皇權之上，有影響力但沒實力，才會在得到天子支持的宰相面前根本做不到正面抗衡。他們能做的也只是設法去動搖天子的決心，而不是能夠像文臣一般強硬起來能逼得皇帝改弦更張。

要求情的盡管去求情好了，但如果天子想要將他們輕輕放過，王安石絕對不會允許！

抄沒來的百萬石糧食難道還能還回去？！向著天下億萬兆民承認朝廷這一次做錯了，奸商們日後盡管可以囤積居奇好了，朝廷不會因此降罪的！

這完全是個笑話，年前因為糧價高漲而引發的市面蕭條，其所帶來的民怨尚未消散。若是將三十七名奸商輕輕放過，京城百姓們的怨氣就會聚集到天家身上。更別說囤積居奇的行為如果不受的懲治，將會給日後帶來多少惡劣影響！

作為宰相，有著三十年官場經驗的王安石，地方上的情況他比天子了解得還要深入，從地方官員奏章看到的東西，也要比連東京城都沒出過幾次的天子多上許多。

京師乃天下之中，東京城的物價波動，理所當然的會影響到地方上的物價。當京城中物價一倍兩倍向上翻到時候，京東京西、乃至兩淮等地，物價也都是跟著向上急漲，而當奸商們鋃鐺入獄，中原各路的物價卻又同樣的在短時間內應聲而落。

現如今，地方上的商人們都盯著這一樁案子。如果不能給予足夠的處罰，他們必然又會興風作浪。尤其是如今的災情一步步的加重，商人們的得意必定會讓百姓受盡盤剝。這一點，是王安石絕對無法容忍的。

心中有了定見，今日不當值的王安石就很平靜的坐在書房中，一切就要看皇帝如何決斷，然後才能決定自己要該怎么去做。

京城物價的危局剛剛結束，而流民尚未大批南下，上元節之前的這些天，對他可說是難得的休息時間。趁著閑暇，王安石將這兩個月耽擱下來的《三經新義》拿起來開始審訂。

《三經新義》是王學一脈對《詩經》、《尚書》和《周禮》【也稱周官】的重新詮釋。其中《周官新義》由王安石本人負責，差不多要成書了，厚厚一摞手稿就放在桌面上。王安石字如其人，急性子的脾氣到了紙面上，便是如同斜風細雨，一筆行草透著峻急。

不過王安石今日正在考訂的並不是自己的手稿，而是由王雱所編寫的《尚書新義》，另外一部《詩經新義》則是由呂惠卿領頭撰寫。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范》。」王安石批改的正是《尚書》中的《洪范》一篇。

洪范九疇，傳說是傳為箕子向周武王陳述的『天地之大.法』，乃是以《洛書》為本源。在《漢書》中，就有『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范》是也』的這么一段話。

但經義局對於《洪范》一篇的重新注釋，著眼點卻主要放在利義之辯。

《洪范》九疇，就是九條治理國家的基本原則。其中第三條的八政，說的是治國的政務手段。而八政之中，食排第一，貨排第二。食貨之事，自然與利有關。既然三代之時，將食貨放在八政的前兩位。那么利之一字，當然就是朝政之根本。

其實這也是盱江先生李覯的見解。王安石的學說也有很大一部分來自於李覯。作為南方大儒的代表，李覯一改舊時儒門重義輕利的理論，而將利放在與義平齊的地位上。

不過李覯所說的利是公利，而非私利，要『循公而滅私』，並非是楊朱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的自私自利。

王安石的觀點亦是如此，秉承他教誨的王雱也是如此在書中如此寫到：『以利和義，而非以利抑義。利者義之和，義固所為利也。』

王安石看著正入神，王雱卻回來了。抬頭見著兒子臉色郁郁，王安石便問道：「出了何事？」

王雱坐下來將方才經筵上的經過說了一通，又道：「要是天子肯答應此時，流民將不足為患。」

「天子不可能主動讓流民進入開封府地界的。」王安石搖頭，他比經驗不足的兒子看得要清楚，「京師外和京師內是兩回事。就像京城內和京城外一樣。讓玉昆去白馬縣，不就是為了不讓流民進京城嗎？」

王雱無奈：「當初就不該將滑州並入開封府。」

「那樣由誰來掌滑州呢？治事能如韓玉昆的可不多。」王安石笑了笑，「有文寬夫在大名府，流民還是要南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