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洵的弊在賂秦，迎合的是仁宗年間元昊起兵立國的時勢，是借古諷今，反對給西夏歲賜以求息兵。並不是為了論六國而論六國。說起道理，真的放在戰國末年的環境中來評價，其實是很偏駁的。

蘇軾的六國論則是偏了題，變成了過秦論。不說六國因何亡，不說秦因何得天下。只說秦速亡，乃是因為不養士之故。只要能將『智、勇、辯、力』這四等人豢養起來，剩下的愚民無人領導，縱受壓榨也不用擔心。抱著這樣的觀點，所以一說到免役法的不好，就是官宦人家若是少了衙前役的百姓在門前奔走，將會『凋敝太甚，廚傳蕭然，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

至於蘇轍的六國論，最近才在士林中傳播開。說六國覆亡是坐視趙楚齊燕坐視秦人攻打據有中原腹地的韓魏，等韓魏一滅，四國亦不能獨存。從天下地理戰略上不為錯，但指望山東六國能長年累月的守望相助，還不如指望老母豬能爬樹，一點現實意義都沒有。

三蘇的《六國論》以說動世人為目的，並不在乎說辭的是非對錯，牽強與否。在儒門，這是不可容忍的。於儒者看來，道理應該是萬世不磨的規則，怎么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所以王安石對蘇洵、蘇軾的評語，最嚴重的就是說他所學不正，乃是縱橫術。

而且不僅僅是王安石，二程，還包括張載，都批評蘇洵的史論，是蘇張之流。以其兩頭說話，總是試圖以小證大，是縱橫家的手段。

韓岡將這些觀點簡略的說了一通，折可適點頭道，「原來如此。」

「不僅如此。」靜坐著的黃裳忽然又接口，「如果僅僅是因為史論，便說是三蘇乃縱橫家一流，那倒是污蔑了。蘇明允所著的《權書》、《衡論》、《幾策》，蘇子瞻在參加制舉前，上《進論》二十五篇，《進策》二十五篇，乃至蘇子由在制舉考試中，以道聽途說之言污蔑仁宗，這一樁樁事做出來，卻都是在運用縱橫術，以博功名。」

黃裳言辭變得激烈起來，「此外蘇家父子的錯繆並不限於史論。蘇明允有《易論》，說《易》之難明，乃是聖人故意為之。『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聖人之學難窺難測，如天之高，神之幽，故而世人尊聖人而不敢違。也就是說聖人是故弄玄虛，就像售符水的巫婆神漢。這番言論，卻把聖人看得淺了。故弄玄虛，那是縱橫術中的一條法門，豈是儒門正道？！賊眼里看人都是賊，此是一例！」

折可適有些發怔，他還是第一次見到黃裳如此激動的樣子。而黃裳一通話砸了出來，省悟過來之後，又自覺失態，道了歉，坐下來喝茶。

道統之爭，一如生死大敵。從黃裳身上，就能看得一清二楚了。韓岡暗暗搖頭，心中也有幾分凜然。

前幾日他剛剛收到蘇轍對《春秋》的幾篇注解。本想著拿出來跟黃裳一起評析。在《易》和《春秋》兩經上，黃裳有著很高的造詣。而且韓岡手上還有蘇軾對《春秋》的注釋，正好可以將蘇家兄弟二人的觀點一起研讀。但現在看黃裳的模樣，還是等過兩日再說。

不過韓岡對蘇軾經學觀點印象更深的，是他對《中庸》一書的大加批駁。而黃裳對三蘇父子的成見也來自於此。蘇軾說《中庸》其書鄙滯而不通，汗漫不可考。又說《中庸》的作者子思求聖人之道而不可得，所以『務為不可知之文』，也就說子思不懂裝懂，然後故作高深，欺騙後世。而後人被其唬住，『相欺以為高，相習以為深』。

這與張門、程門乃至新學三家的觀點完全對立。但韓岡則有兩三分贊同。他一向主張大道至簡，反對往玄虛里說話。把中庸當成行事准則就夠了，若是鑽著字眼，沉湎於經傳，跟皓首窮經的漢儒也沒兩樣了。要明體達用，關鍵是實踐在世間的『用』啊！他要實踐自然科學，當真要在儒門經典上花費太多功夫，可就走偏了。

「蘇氏父子，其謬甚明，倒也不用擔心亂我正道。」韓岡慢條斯理的說道，「可慮者，一干似是而非之言，似是而非之論。似是有理，使人難辨真偽。實則錯繆，致人遠離正道。」

折可適屏聲靜氣，雖然有些不明白，但韓岡平淡的語調中，卻有種莫名的壓迫感。

「子曰：鄉願，德之賊也。鄉願何以為賊，『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願，恐其亂德也。』」韓岡抿了口茶水，潤了潤喉嚨，「這些歸納起來，也就四個字，似是而非。人如此，道亦如此。亂大道者，也就在這似是而非上……」

黃裳坐直了身子，抿著嘴，眼神堅定。

韓岡一番話雖未有明指，但他的態度已經很明顯了。總結起來，就是正邪不兩立。對於其他學派，要硬頂著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