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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四十六章
而左權犧牲後，當時曾經和左權多年的林彪非常難過，他對左權的夫人劉志蘭說：「左權從黃埔畢業後要是不去蘇聯就好了」這委婉地表達出他認為左權是因到蘇聯才「沾了托派的包」，政治上的「緊箍咒」與左權的犧牲有關。輕易不動筆不動情的「三猛將軍」林彪，當著劉志蘭的面，一口氣寫下了「悼左權同志」的抒情長詩：
「左權親愛的同志，親愛的戰友，你你躺下了在你鮮紅的血泊中躺下了，靜靜的無言的永別了。我慚愧，我們本來是在一起的，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一起戰斗。然而當著你戰死沙場的時候，我卻沒有親自在你旁邊，看著你、救護你、撫著你，握著你脈搏跳動停止了的手，馬革裹屍還葬你的遺體。當著噩耗傳來的時候，我從談笑中立刻轉入了沉默，墜入了沉思：『這是巨大的損失可惜一個忠勤篤實的**者啊』一九三二年年我們東征打下了樟洲，這是我們共事的開始。你不說空話，你忠心干實事。……在五次『圍剿』時你被調到同我們一起工作，這時恰是紅軍最艱苦時期的開始。……你所處理的事情是最繁的事情，白天行軍作戰，夜間又要計劃周詳，指揮有方，電話的鈴聲一夜不知多少次地催你醒來，過度的繁勞使你好說夢話，你說的句句都是戰斗的安排。記得吧？親愛的同志多少次的險惡的戰斗，只差一點我們就要同歸於盡，好多次我們的司令部投入混戰的漩渦，我們曾各自拔出手槍向敵人連放，我們屢次從塵土中濃煙里滾了出來，我們是越打越起勁的……」
這些句子，生動記述了左權、林彪這對青年將領並肩戰斗的歲月。林彪以「凌霄」的筆名將其發表於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九日的解放日報上。
所以說左權當時的犧牲可以說相當的讓人覺得相當可惜的事情，現在在黃埔的畢業生中，已經因為王明那個時候的政策讓許繼慎給犧牲了，所以張心一定要避免左權再次重蹈覆轍。
如果說在左權犧牲的問題上面，當時的中央還不是直接的原因的話，而皖南事變最後的發生這就是可說要承擔直接的責任了。
新四軍的前身是項英、陳毅領導的南方八省紅軍游擊隊。作為中共六大選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員，項英理所當然地成為新成立的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和軍委新四軍軍分會書記，同時兼任新四軍唯一的副軍長。在實行黨委負責制的新四軍軍中，項英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和權威。而作為國共兩黨商定的新四軍軍長人選、非黨軍事干部葉挺，在新四軍里的地位則有些尷尬，無法參與黨委的決策，他作出的決定沒有大權獨攬的項英的點頭是無效的。這樣，葉挺、項英二人的矛盾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了。
葉挺、項英二人在新四軍創建初期的合作還是很愉快的。他們在新四軍的改編、組建、集整訓等工作中，有過密切的配合。這一時期，他們的分工很明確，葉挺主要管外，跟國民黨打交道，爭取港澳和海外僑胞的支持，軍內工作則側重軍事訓練、作戰指揮。項英主要管內，與黨中央、東南分局的直接上級長江局打交道，軍內主要抓干部配備、黨的建設等。
葉挺、項英的分歧，是從怎樣執行黨中央有關迅速挺進敵後，獨立自主發展游擊戰爭這個決策開始的。葉挺認為這一決策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非常正確，應該及早執行，但項英對此猶豫不決。令葉挺最難以接受的是，對這類與軍事作戰密切相關的問題，項英在與中央磋商的過程中，根本不征求他這個軍事首長的意見，也不向他通報中央的有關指示，好像這是什么「黨內機密」，對他這個「黨外人士」和「統戰對象」需要保密。葉挺的處境是困難的，正如陳毅在《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三年華中工作總結報告》中說的一句十分尖銳且貼切的話:「項英對葉挺軍長不尊重，不信任，不讓其獨任軍部的工作，一直到包辦戰場指揮，強不知以為知。」
項英不僅在軍事上不尊重葉挺，在日常工作和生活方式上，對葉挺也頗多微詞。葉挺到部隊視察時，喜歡以馬代步，帶的副官、參謀、衛士等隨行人員也比較多，前呼後擁一大幫。項英到部隊去則習慣於輕車簡從，所以他認為葉挺是擺官架子，舊軍人作風，不符合紅軍官兵一致的作風。葉挺儀表堂堂，穿著整潔，平時不是穿黃呢將軍服，就是穿皮夾克、西裝等便衣，很少穿新四軍的深灰色制式軍裝。項英則剃光頭，無論冬夏，新四軍制式軍裝不下身，隆冬時節也只是穿一件舊棉大衣。葉挺單獨吃小灶，還從廣東帶來一個廚師。他的交際活動較多，常叫他的廚師做些廣東客家名菜，邀請軍部領導同志、來訪的國內外人士、國民黨三戰區駐新四軍的聯絡參謀，以及隨他來新四軍工作的老朋友一起聚餐。項英也被邀去吃過一兩次，但後來感到「不妥」，就再也沒去過。項英對此頗有微詞，認為這不是無產階級的生活作風。
葉挺是一個自尊心極強、性格極倔強的人。廣州起義失敗後他不服從中央李立三和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的壓制，憤然脫黨出走，就是這種性格的典型反映。葉挺的這一瑕疵，在他出任新四軍軍長前夕，幾乎淹沒了他過去的光榮和貢獻。項英一看到葉挺，就用有色眼鏡看他:「他對黨對**還能忠誠嗎？」「他能接受黨的領導嗎？」這些想法，中共中央領導人開始也有過，項英也知道毛主席、黨中央開始對葉挺並不信任，可是經過面談和一段時間的觀察，中共中央對葉挺已經完全信任。可項英的思想一直沒有轉過彎來，一直把葉挺作為統戰對象來看待。所以在新四軍中出現了軍長的命令，需要副軍長批准的怪現象。
葉挺在實行黨委負責制的新四軍內，職權行使難免受到一些限制。作為黨在新四軍的最高領導人，項英無視黨中央的重托，始終以關門主義的態度對待葉挺，與葉挺的關系搞得非常僵，加之葉挺無法出席某些會議和看不到黨中央的指示電報，在工作時心情不愉快，甚至產生了想擺脫項英離開新四軍的想法。
一九三八年六月初，葉挺為繼續解決新四軍的經費問題，來到武漢。他向駐漢的中共中央長江局領導周恩來、葉劍英等匯報工作，傾訴了自己雖是軍長卻又有職無權的苦衷，並建議成立一個共同議事的新四軍委員會，以解決這一問題。對於葉挺的困難處境，周恩來和葉劍英很同情，也很理解他的心情。他們當天便向延安發了一個電報，請求中央批准葉挺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