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前世的一些史料的記載，在西安事變發生之後，斯大林與第一個與當時中國人聯系的不是別人，正是宋慶齡，那是在西安事變發生的當晚，當時的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宋慶齡姐夫的孔祥熙，來見宋慶齡，請她在一件擬好了的譴責張學良犯上的聲明上聯署簽字，宋慶齡當即斷然拒絕，並說:「張學良做得對，如果我處在他的地位，也會這樣做，只是我會做得更甚於此。」然而，第二天，宋慶齡對事變的態度，卻發生了一百八十度度的轉變。那時，宋慶齡是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執行委員，時任該會總干事的胡子嬰在其回憶宋慶齡的文章中這樣寫道:

「她平時同我們談話中，一提到蔣介石，既是義憤填膺，又是不屑一提的鄙視態度。但是，她對這件事的態度，卻出乎我的意料。十二月十三日是，孫夫人叫我到她家去，把西安事變告訴了我。作惡萬端的獨夫民賊落入羅網，我以為她一定會很高興的。哪知她帶著焦急的樣子，問我能否陪她到西安去。我好奇地問她:『去做什么？』出乎我意料的回答是:『我去勸說張學良釋放蔣介石。』她看到我發愕，就婉轉地給我解釋說:何應欽等親日派唯恐中國不亂；蔣介石被殺，內戰勢必全面爆發，日軍就可長驅直入，侵占全中國。……關於動身時間，她約我晚上八時聽最後決定，到時我接到她的電話，說:『不去了』。這和她說要去西安時一樣，使我吃驚。」

頭一天，宋慶齡剛剛說過，如果她處在張學良的地位，會比張做得更甚，第二天，卻要親去西安勸說張學良釋放蔣介石。宋慶齡的態度發生了急劇的變化。為什么會發生這么大的變化？促使宋慶齡在拘蔣的第二天就要去西安勸張釋蔣的原因是什么呢？斯諾在《紅色中國雜記》一書中透露:「在此時或稍後一些時候，我得知宋慶齡曾把斯大林的電報轉給毛。電報宣稱，如果中國共產黨不利用他們的影響使蔣釋放，莫斯科將斥責他們為『土匪』，並將在全世界面前予以譴責。」

斯諾的回憶使人不禁要問，宋慶齡與莫斯科方面難道真的保持著某種聯系么？宋慶齡逝世之後，廖承志在一篇回憶文章里實際上答復了這個疑問，他說:

「1933年春，我由宋慶齡同志、柳亞子先生和我母親(何香凝)營救，從上海工部局英租界拘留所回到了家。記得是五月時分，宋慶齡同志突然出現在母親的客廳中。那時候，她通常是不輕易出門的。而且，我姐姐廖夢醒還在香港從事地下工作，未回上海，因而不但沒有事先知道，連間接的招呼都沒有。可是她來了，只有一個人，這是從來少有的事。

我母親慌了，趕快自己沏茶。她卻平靜無事地同我母親寒暄，一面向我眨了眨眼。我母親明白了，她托詞去拿糖果，回到了寢室。當時，只剩下宋慶齡同志和我兩個人了。

『夫人……』我不知如何開口，只好這樣叫著。

『不。叫我叔婆。』她微笑地說。

『是，叔婆。』她面色凝重了，說話放慢了，但明確，簡捷，每句話象一塊鐵一樣。

『我今天不能待久。』『嗯。』我回答。『我是代表最高方面來的。』她說。『最高方面？……』我想知道。『國際』她只說了兩個字，隨後又補充說:『共產國際。』

『啊』我幾乎叫出來。

『冷靜點，』她說。『只問你兩個問題，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還能否堅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的名單。』我回答了:『第一，恐怕困難。我自己打算進蘇區。第二，這容易，我馬上寫給你。』『好。只有十分鍾。』她微笑著，打開小皮包，摸出一包香煙，自己點了火，然後站起身子，往我母親客廳走去。我聽見她和母親低聲談著什么，然後兩人高聲笑起來。

我飛快地寫好了，在一條狹長的紙上。十分鍾，她出來了，我母親還躺著，她看見我已寫好，便打開皮包，取出一根香煙，把上半截煙絲挑出來，把我那張紙卷塞進去，然後放進皮包里。……走出了何香凝公館的大門。」

可以說宋慶齡和當時的共產國際的關系是撲朔迷離的，當宋慶齡在僑居國外時，一九二八年五月初，從莫斯科移居柏林前夕，斯大林曾會見過她。一九三一年的夏天，宋慶齡因母喪歸國，途經莫斯科時，曾獨自一人與蘇聯領導人舉行過秘密會談。宋慶齡歸國後，曾與蘇聯紅軍總參謀部上海站負責人左爾格一起，營救被捕入獄的共產國際遠東局領導人兼國際駐上海情報站負責人牛蘭及其夫人，堅持不懈達數年之久。一九三六年，共產國際中國組的電台，就設在宋慶齡的朋友，在上海工部局工作的新西蘭人路易.艾黎的家里。可見，宋慶齡與蘇聯和共產國際一直保持著聯系，她在共產國際和中共之間似乎負有某種重要使命。一九五一年她曾獲得斯大林國際和平獎。後來，她曾任中蘇友協總會會長。

到了一九五七年十一月，那時的她還不是中共黨員，卻作為中共代表團的正式成員(排名僅次於毛主席)，到莫斯科出席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毛主席在會議《宣言》上簽字時，她坐在左邊，鄧老坐在右邊。總之，就宋慶齡與蘇聯的關系而言，西安事變爆發之初，斯大林出於某種考慮，讓宋慶齡把指責中共支持西安事變的電報轉給中共中央，是完全有可能的。當然，宋慶齡是一個堅定的愛國者，她要去說服張學良釋放蔣介石，也一定是贊同了斯大林電報中拘蔣有引發大內戰危險的看法。

但是，事情到底是怎么樣子的，宋慶齡到底是共產國際與蘇聯和中國共產黨之間橋梁，還是真的就是共產國際甚至是蘇聯的情報人員我們不得而知，因為這些已經不重要了，宋慶齡作為近代中國一個非常偉大的女性確實不容置疑的一件事情。她為中國人民作出的貢獻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所以我們就把這件事情當成一個永遠的疑問來存在吧。

說道共產國際的解散，其實說到底就是斯大林的一個徹頭徹底的陰謀，完全可以證明說，就是是斯大林一手導演的。它貫穿了斯大林的政治判斷和政治意圖。甚至是早在一九四一年的時候，斯大林就提出了讓共產國際解散的意圖。到一九四三年六月正式解散，斯大林曾兩次提議解散共產國際。

第一，斯大林認識到：共產國際的領導體制已經不能適應變化了的國際形勢和共產主義運動發展的實際需要。共產國際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俄國十月**成功、西歐工人運動高漲的形勢下，為捍衛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推動世界**而建立的，其戰略總任務是「加速共產主義在全世界的勝利」。經過二十多年後，國際政治形勢發生了極其重大的變化。尤其是在指導各國**幾經挫折後，共產國際的領導體制的缺陷已經充分暴露，這不可能不引起作為共產國際實際領導人的斯大林的深刻思考。

第二，在時機選擇上，當時在一九四零年冬天的時候和到一九四一年的春天，蘇聯和德國關系是明顯的惡化，所以斯大林這個時候不能不做應對戰爭的准備了。當時蘇聯有很多的辦法同時的出手，其中一個重要的舉措就是，為避免形成德國和其盟國日本東西夾擊的局面，蘇聯與日本在四月十三日的時候簽訂了《蘇日中立條約》。同時斯大林提議解散共產國際，也是為了此項目的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措施。在此基礎上聯系此後季米特洛夫與蘇共中央領導人日丹諾夫、扎哈羅維奇等討論關於終止共產國際執委會活動時的談話，斯大林分化德國與日本的關系的目的是比較明確的：通過解散共產國際，「所有反共產國際的公約將一下子失去基礎」，從而可減少日本與德國形成東西兩面夾擊蘇聯的可能性。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