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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諱言，美國政府做出的主動接近的姿態，確實給中國共產黨人帶來了某種希望，即希望美國可以成為中國對立的政治和軍事力量之間的調解人。盡管毛主席終生都對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強國抱有極大的警惕。
赫爾利帶著美國式的天真回重慶去了。
毛主席沒有想到，首先給共產黨人造成困難局面的，不是美國而是蘇聯。一九四五年殘冬時節，美國總統羅斯福和英國首相丘吉爾到達位於蘇聯克里米亞半島南端的雅爾塔。當時，盟軍對日作戰的大勢是：在由蔣介石指揮的中國戰區，戰局始終沒有好轉的跡象，羅斯福甚至接到過蔣介石表示中國可能不得不退出聯盟戰爭的信函。――而一旦日本從中國戰場脫身，將上百萬軍隊投入英美對日戰場，那么，在美軍以巨大代價征戰的太平洋戰區和仍讓英軍處在噩夢中的印緬戰區，戰局將會出現難以想象的困難。羅斯福和丘吉爾來到雅爾塔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動員斯大林出兵，直接打擊中國本土上的日軍，以減輕盟軍在亞洲其他戰場上的壓力，推進整個戰爭的迅速結束。為此，羅斯福和丘吉爾決定在戰後利益分配上向斯大林作出讓步。
果然，斯大林對蘇聯紅軍承擔對日作戰「開價」很高。除了從日本那里恢復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中蘇聯損失的各種權益之外，大部分的條件涉及中國。包括保證蘇聯在中國大連的權益，恢復租用旅順港為蘇聯海軍基地，蘇聯和中國共同經營中東（滿洲里至綏芬河）鐵路和南滿（哈爾濱經長春至旅順）鐵路。另外還有：維持外蒙古現狀，庫頁島南部及附近一切島嶼交還蘇聯，千島群島交與蘇聯。
為了促使蘇聯盡快對日作戰，以犧牲中國主權為前提的《雅爾塔協定》簽字了。
當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如此則我民族之大，憑借之厚，今日雖不能由余手而收復，深信將來後世之子孫亦必有完成其領土、行政、主權之一日。」
而在政治信仰上與蘇聯有著親緣關系的中國共產黨人心情更為復雜。
一九四五年的春天來了，延安的山坡染上了一層斑駁的綠色，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了。
毛主席所作的政治報告的題目是《論聯合政府》。
這個在解放戰爭爆發前公開發表的文件，明確表述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立場，即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用和平的而不是戰爭的手段，建設一個新的中國。
《論聯合政府》的小冊子在重慶印發了三萬冊。蔣介石侍從室主任陳布雷看完這本書只說了兩個字：內戰。陳布雷的意思是，共產黨的政治攻勢有顛覆政府的巨大力量，國民黨根本沒有招架之功，對付共產黨只剩下戰爭這一種手段了。
毛主席擔心的是：一旦日本戰敗，內戰全面爆發。就在共產黨人對未來提出設想的時候，一個巨大的事件突然降臨。
一九四五年八月初，美國人在日本廣島和長崎投下了原子彈。八月九日，蘇軍的重炮打破了中國東北邊境的寂靜。由馬林諾夫斯基元帥指揮的後貝加爾方面軍的八個集團軍六十個師的機械化作戰部隊，沿著四千多公里的邊境線開始向中國境內大規模突進。同時，蘇軍轟炸機群對偽滿洲國首都和日本關東軍司令部所在地長春，開始了猛烈的轟炸。
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
毛主席和延安的軍民一樣，是在廣播中聽到日本投降的消息的。
同樣，設在重慶的盟軍總部，也是在廣播中聽到這個消息的，只不過比延安早了一天。
突然到來的勝利，給國民黨人帶來巨大的驚喜和無比的自豪。蔣介石在重慶中央廣播電台以國民黨總裁、國民政府主席兼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名義發表了廣播演說：「我們的抗戰，在今天獲得了勝利。正義戰勝強權，終於得到了它最後的證明，這也就是表示了我們國民**歷史使命的成功……」
延安的毛主席自然也十分興奮，他把勝利歸結於「我國全體軍民共同努力的結果」。
對於抗戰勝利後的中國，政治家和軍事家們充滿焦慮。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來，中國這片土地上最主要的政治和軍事爭端，都來自於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這兩個從聯合走向分裂的政治派別，由於政治信仰的巨大差異，多年來始終處在嚴酷的敵對之中。十年前，共產黨人和他們數量有限、裝備簡陋的武裝，在國民黨軍的大舉圍攻下幾乎面臨絕境，不得不放棄一個又一個根據地，轉戰在這個國家的急流險山之間。最終，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落腳於中國西北的黃土高原上。而這個特定的歷史條件，就是當日本入侵中國後，中華民族面臨著生死存亡的危機，國共兩黨必須聯合起來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但是，無論是國民黨人，還是共產黨人，都清楚這種聯合與統一是暫時的，一旦共同對日這個大前提消失，兩支力量在政治上與軍事上的對立就會重新顯現，那么隨之而來的也許就是沖突或交戰的再次爆發。
此刻，贏得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的同盟國，他們對中國可能爆發大規模內戰的焦慮，絕不是出自於對中國社會與民生的擔憂。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之間的沖突，本質上是資本主義陣營與社會主義陣營的沖突，這一沖突的性質決定了其結局必然影響到世界主要強國的在華利益，影響到世界主要強國在國際事務中政治聯盟的格局。
來自蔣介石政府和軍隊、國內各地軍閥和地方勢力、國際戰勝國和戰敗國的各**報，雜亂地集中在共產黨中央所在地延安。毛主席格外關注國民黨軍隊日漸緊迫的大規模調動：新六軍被運到南京，第九十四軍被運到上海，第九十二軍被運到北平……這種規模甚至超出了抗戰時期的軍事調動，顯然是針對共產黨人的。毛主席擔憂的是，五萬美軍准備在中國華北沿海港口城市登陸，名義上是配合中國政府對日本占領軍受降，實際上既是等候著蔣介石的軍隊前去接收，同時也不排除打算與蘇聯爭奪控制中國的勢力范圍。而更讓共產黨人感到吃驚和困惑的消息，依舊來自蘇聯。
蘇軍對日作戰開始後，朱德命令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准備接受日軍投降，但是蔣介石宣布日軍只能向國民黨軍投降。就在日本正式宣布投降數小時之前，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世傑與蘇聯外交人民委員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簽署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蘇聯與國民政府保持著外交關系，簽署外交文件當屬正常，不正常的是這一「條約」簽署的時機涉及中國共產黨人未來的生存環境。條約的要點，是落實蘇聯在《雅爾塔協議》中取得的在華利益。國民政府以此換取了斯大林的承諾：上百萬蘇軍已經開進中國東北，雖然此刻那里沒有國民黨軍的一兵一卒，但是蘇軍只接受國民政府對東北的接管；並且，「蘇聯政府同意予中國以道義上與軍需品及其他物資之援助，此項援助當完全供給中國中央政府即國民政府」。
有外國記者評論說：「一切都已昭然若揭，如果內戰爆發，中共將獨立作戰。」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毛主席起草了發至各戰略區的電報：《關於日本宣布投降後我黨任務的決定》。電報表明，日本投降後，面對國民黨軍准備向解放區「收復失地」，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的任務分為兩個階段：目前階段，「應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敵偽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體情況發動進攻，逐一消滅之，猛力擴大解放區，占領一切可能與必須占領的大小城市和交通要道，奪取武器與資源，並放手武裝基本群眾，不應稍有猶豫」；將來階段，「國民黨可能向我大舉進攻，我黨應准備調動兵力，對付內戰，其數量與規模，依情況決定。」
八月十六日，毛主席給蔣介石回電：重慶
蔣委員長勛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