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眼之間，一個多月過去。

時間很快來到了民國29年（1940年）元旦。

常校長照例發布了新年文告，號召全國軍民堅定決心、繼續抗戰。

到這時候，抗日戰爭已經進入到第四個年頭，日軍雖然已經停止了正面戰場的攻勢，但是中國的處境卻變得更加的糟糕。

一個最為淺顯的事實就是，國民政府的財政收入銳減，各項開支卻是劇增。

官僚統治集團的貪污腐敗，相比抗戰全面爆發前那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尤其是在陪都重慶，權貴集團的各種醉生夢死、夜夜笙歌，不由得不讓人想起杜牧一首名篇：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陪都重慶是一派亡國景象，前線更糟！

日本的和談其實只是假象，他們的真正意圖卻是誘降！

誘降的對象也分級，最大的目標當然是常校長，但是日本人對常校長基本沒有抱什么期望，他們的真正的目標，是手握大權的國民黨高官，以及前線手握重兵的國軍高級將領，這些人才是日本政府的重點誘降目標！

為了誘降這些目標，日本政府也真是不惜血本。

不過效果也是極好，從38年的下半年開始，便陸續有高級將領投敵，而到了39年的下半年更是形成一個叛國投敵的高潮。

忠義救國軍副總指揮何行鍵、晉綏軍副師長蔡雄飛都在這時候投敵，跟隨他們一起投敵的還有好幾十萬的國軍！

這種大規模的叛國投敵行為，對於軍心士氣的打擊是空前的。

所以，在整個39年底到40年初，整個戰場的氣氛都很壓抑。

浙閩戰區取得義烏大捷所帶來的士氣提振效應，也盪然無存。

這時候，身為國府最高領袖，常校長最該做的，應該是下定決心，以大毅力、大勇氣整頓史治官場，整肅部隊軍紀風貌，重新軍心民心凝聚起來。

然而常校長卻並沒有這么做，他腦子里始終綳緊的只有一根弦——權力傾輒！

出於這樣的思維方式，當正面戰場上所面臨的來自日軍的軍事壓力減輕之後，常校長的第一反應並不是整肅部隊，更不是整頓史治，而是打壓清除異己，尤其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八路軍以及新四軍！

於是在山西、華北乃至蘇魯戰區都發生了大規模的磨擦事件。

小鬼子沒來，但中國人自己卻打起來了，著實讓人痛心疾首。

不過，無論是在山西、江蘇還是在河南，主動挑起磨擦的國軍都沒討著便宜，反而被八路軍或者新四軍抓住機會，打了個落花流水。

……

所以這幾天，常校長的心情不怎么美麗。

主要是國軍在軍事磨擦中處於全面下風，無論山西的朱懷冰，還是江蘇的韓德勤，都在與共產黨的軍事摩擦中吃了大虧。

而更讓常校長感到鬧心的，還是朱良成。

毛森的暗殺小隊出師不利，非但沒能夠在半路上殺掉朱良成，反而讓朱良成帶在身邊的警衛人員殺得片甲不留。

毛森自己都負了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