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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子監的設置，古已有之，大瑞朝定國子監也是依循前例，不過在具體細節和職權上，還是有所變動的。

不只是和前朝、更久遠的朝代比，就算是和開國時候比起來，眼下的國子監也有很大的不同。

大瑞開國時，天下初立，百廢俱興，那時候的很多大儒、宗師，在戰亂的時候死傷不少，余下的也是避難的避難、赴義的赴義、隱居的隱居，不只是大儒一級，就算是尋常的讀書人，也是死傷眾多——軍閥割據的時代，用的刀劍說話，誰會和你講道理？

這樣也造成了王朝初建時的一些問題，就是可用官員不多，馬上打天下的將軍，打仗是一把好手，可說到治理地方，就有所欠缺了，將他們當做官員，送去地方，無異於虎入羊群。

所以，大瑞太祖所采用的方法，就是將培養出來的年輕士子，直接予以重任，越級提拔，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就出自這國子監。

隨著時代變遷，科舉再興，官員的遞進、考評、分屬，逐漸完善，國子監的監生沒了先輩們的機會，可越級提拔的事情，也令國子監的地位和名聲穩固下來，成了受士子們向往之處。

這里面除了精神因素之外，還有就是基於現實的考量。

國子監神位國學機構，其內監生一般都會科舉有成，日後為官，自然而然的就會形成一個圈子，互相幫襯，能提前入內學習，無疑能為日後為官打下人脈基礎。

而且，從國子監走出來的監生，一旦金榜題名，起點也和一般的進士、同進士不同，這種不同便是國子監影響力的體現。無論是從中走出來的告官、還是在讀的監生，都會對有監生資格，得了進士之位的新近官員，寄予厚望。

在這種集體意志的關注下，就算是吏部，也要思量一下影響，不得不有所妥協，最後漸成俗定。

凡此種種，都注定國子監的特殊地位，這種地位。又反過去影響士林，被很多大儒、宗師所看重，於是時常就能看到，不少學說派別的大儒，會透過弟子門人、親朋好友等關系，來國子監講學，他們需要的，正是將自家學說的烙印，留在國子監中。以期日後監生為官，影響行政力量，促進學說的流傳。

這本就是互惠互利之事，大儒、宗師需要監生傳學。而監生也由此得以受到頂尖大儒的教誨、熏陶，反過去使得國子監對士子、學子的吸引力不斷增強。

當然，這也不全是好事。

平日里，國子監就充斥著官場、學術等交融的氣氛。和尋常的學府、書院不同，不似官場那般污穢，但終究多了些瑣碎心機。在國戰開始之後。其中氣氛又有所變化，平時討論的話題，也從單純的學術之爭，變成了對國戰局勢的猜測和爭論。

和朝廷一樣，國子監的監生們，對這次的國戰，也有著各種不同的看法——

有的人認為此戰太過突然，沒有做好萬全的准備，但既然開始，就該支持；

有的本就對朝政有不少看法，認為內尚未安定，何談攘外？所以從一開始就不支持；

自江南而來的監生們，則覺得大瑞安穩幾十年，國泰民安，不應輕起戰端，徒耗錢糧不說，說不定還會將好不容易開創的安穩世道，給毀於一旦。

不過，江南監生的主張，卻被來自北方的監生們嗤之以鼻，這些監生的家鄉，時刻受到戰爭威脅，每年都有胡人寇關入內，劫掠一番，對北鄰可謂是深惡痛絕，所以一聽國戰之事，立刻歡欣鼓舞，全心維護。

除此之外，也有如劍南道等地過來的監生，持著各種不同意見，有的主張深思，有的並不看好國戰，還有人認為，應該先平息南疆、西南、西北等地的隱患，才好和柔羅人開戰。

這些個看法，都有足以支持自身的論據，但歸根結底是由於出身、背景不同，造成的認知差異，進而誕生了不同的結論和看法。

國戰尚且如此，對挑起國戰之人的評價，更是五花八門了。

監生因為所得消息有限，立足視野也有偏差，所想所行，諸多判斷，都是依據平時經歷的事情，又或以道聽途說的某些觀點作為參照，他們並沒有看出來，大瑞高層對此戰早有醞釀，那柔羅人的崛起，也決定了中原、草原必有一戰，只是時間早晚、長短的問題。

看不清楚這一點，自然就有人把挑起國戰的責任和緣故，歸結於邱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