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主東憂漲海濱，思移副相倚陶鈞。

樓台獨坐江山月，舟楫先行澤國春。

遙想萬家開戶外，近聞群盜竄諸鄰。

幾時入去調元化，天下同為堯舜人。

《浙東獻鄭大夫》，作者：李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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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波光浩渺的太湖之畔，一行人等也在沿著岸邊平整過的土路輕馳而行。

「紙上得來終覺淺，須知此事要躬行，」

念著這兩句口訣的祁縣王門子弟王仁壽，也已經變得皮膚古銅而滿是粗糙皸裂的風塵之色，與大多數活躍在鄉里的三支隊成員無異了。

然而，這也是他們這些宣教系和農官系，乃至是鎮反系統出身人員的普遍特征，或者說是一種隱隱然榮譽性質的象征。因為這也代表著他們常年精勤於基層事務，深入市井民間的最好佐證。

所以，當他們在被優先提任和受官之後，也有了一些公認的雅號「黑皮選人」「田授官」「披頭士」。像是王仁壽，這次就在正常遷轉之外，又優先輟拔了兩級。

因此，得以直接越過吏目到長吏的等階之別；從江西境內洪州防戍區的中級宣教干事，轉任為江東道善後大使麾下，潤州防戍區的督學佐副，距離選官最初級的下縣典事和訓正官，也不過是三四級的差距了。

故而他眼下所要負責的事物，主要就是在新占據的江東之地，逐城逐縣推行工讀一體的童子營制度；以三支隊戶籍普查和邊冊的成果為基礎，半強制半誘導的促使百姓士民，將家中適齡子弟按戶送讀。

進而，再以此為基礎建立起來技工所、農藝所、醫護竂、織造院、供銷所、船運所、少兵營等各類百工技藝的培訓和見習分野門類；乃至更高層面進修的大講習所諸科分院。

以為大都督府長久事業提供合用的人手；並且逐步取代和接替那些，舊朝體系內得以暫時留用下來的人員所屬，或又是就地投獻的地方士人。

只是他在太平軍治下見識的越多，於體制內感觸的越深，就越發對於自己的家族悲觀失望起來。因為他實在想不出，自己的家門和族人過往所秉持和堅守的那套東西，還能在在這種滾滾大勢面前堅持多久么。

畢竟，作為一個累世冠纓、金堂玉馬的山東士族典范與頭等家門；雖然王門歷代都不乏有識之士想要救亡圖存以求變。但是如此大家業和族人的體量、慣性，想要做出相應的改變都是尤為艱難的。

尤其是在事情並沒有發展到危亡旦夕的最後那一步，而令抱殘守缺的大多數人尚且抱有僥幸心理的情況下，想要在觸及他們習以為常的利益和慣例而進行變通。

就算是身居高位而執掌朝堂權柄的當代家主，也不免要遭到抵觸甚至是反噬亦然。就更別說是他這一個被拋出來，自生自滅式另尋出路的支系子弟了。

因此，雖然他距離當初的目標又更近了好幾步，但也不免在無處傾訴和排解的私底下，變得愈發沮喪和郁悶起來。好在他因為「無心插柳柳成蔭」式幾篇《江東、江西世族的鄉土差異》呈文，被選中刊載在了《太平時要》上。

不但獲得了實物和名譽上的嘉獎，也由此引來一位上層貴人的賞識和看重，而特地指名讓他保留本職而借調和歸屬到了江東善後大使衙門的麾下。

那位就大唐前桂管經略使李攢，也是歷年投誠太平軍的官屬將吏當中，級別最高的一位大守臣/連帥；更兼他早在安南之戰中就以家國大義，為太平軍出力過。

因此，他不但得受都督府諸曹之首兵曹的訾議職銜，還在如今江東善後大使衙門，兼以軍事管制委員會的要員序列當中，赫然也有他的一席之地。

而與王仁壽同行的還有另一位李瓚的直屬手下，同樣也是自昔日潭州之戰的朝廷勁旅光州軍，歸順而來的騎都將楊師厚；如今破格就任兵曹下訓作科與條令科的督導官、騎科教習長。

只見這位形容俊闊的前官軍騎將，亦是一身尋常太平軍士鐵灰衫袍和青胯綁腿的打扮，雖然其騎乘在馬背上，卻是手中時不時的掏出一把鹽炒黃豆來，嚼得咯吱作響。

只是他雖然話不多，時不時顧盼巡娑左右的目光，隱隱還有某種被千錘萬鍛之後鑌鐵似的堅韌和森然，卻讓王仁壽攀談和打探的語氣不由自主放低了幾分。

此行楊師厚的任務，則主要是考察在浙西的太湖流域，擇地地進行養馬和建造大型牲畜廄場的可能性。畢竟，自從春秋戰國時期的吳楚爭霸開始，這里就有大量使用戰車和騎兵的記錄了。

雖然不可能養出具有北地特色的健馬、戰馬來，但哪怕是作為普通代步的騎乘馬或是挽馬，也是有著極大的用處和需求的。畢竟，這個時代還沒有點出蒸汽機科技樹之前，畜力始終是各種工礦生產的重要輔助手段。

就像是江西道贛州附近的龍山大草場，雖然太平軍入手的較晚；但是已然存欄牛畜近十萬頭；每年出欄的馬匹上千，大畜高達五六千頭。

此外，又有收復邵州（湖南邵陽市）全境後開辟的南山牧場；占據宣歙（奉國軍）節度使的理所宣州之後，在涇縣所接管的長灘廄場；

乃至在嶺南的桂州、龍州，山南的金、商、隨等地，相繼接管和恢復的大小官牧、廄場。為太平軍常年穩定提供了大量肉食皮毛角筋制品和畜力、代步工具來源。

雖然，從江南地理上看，並不乏大大小小的草場和草原，但是不是什么地方都適宜養馬的。要經過實地具體考察過相應的水土氣候、植被種類、地勢走向，才能夠確定最後的結果。

畢竟，馬兒也不是什么草都可以吃的，也相對喜歡海拔較高開闊涼爽通風的台地、高原環境；放到暑熱濕重、蚊蠅滋生的地方去，很容易就因為皮膚病、腹瀉等時疫死掉一大片。

當然了，負責下達這個任務的周淮安，倒也不是頭腦抽風或是心血來潮，而是有著後世元、明兩代江南馬政的成功經驗和成熟范例的珠玉在先。

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就不用說，作為馬背民族他們幾乎走到哪里就養馬到哪里，幾乎把適宜放牧的土地都被圈占了，就連遠在海外的濟州島都不放過。

而朱元璋繼承元朝在兩淮、江南的遺產之後，同樣也是在大江以南遍設馬場，一度使得首都南京城門之外，遍地都是牧場和馬群所在。

因此，唐代江東的開發度雖然不及這兩朝，但是在太湖、富春江流域，還是有一些可以利用起來的邊角區域；又比如剛收復浙南的丘陵地帶之中，後世就有好幾個天然草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