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建立之後，明太祖朱元璋廢除了宰相制度，將所有的大權集中於皇帝一身，臣權遭到了極大的削弱皇權也得到了極大的提升。

那個時期，皇權達到了巔峰，臣權也隨之跌落到了低谷，臣權完全無法與皇權相抗衡，皇帝對朝廷大臣們有著生殺予奪之權，哪怕是資歷深厚德高望重的一品大員，朱元璋也是說殺就殺了，百官完全沒有反抗之力

然而，正所謂百官代天子牧民，臣子們雖然會與皇帝爭奪權勢與利益，但也同樣會為皇帝分擔壓力與工作，乃是相互依賴的關系，朱元璋嚴力打壓臣權的結果就是，臣子們完全失去了自主之權，所有事情都需要皇帝來做主，於是皇帝所面臨的壓力與工作量自然是驟然增加了數十倍

可惜，大明江山疆域廣闊，政務何其之多若是每件政務都需要皇帝親自處理，恐怕明朝的皇帝們全都要活活累死了，也並非是每位皇帝都像是明太祖朱元璋或者崇禎皇帝那樣勤政愛民精力充沛。

事實上，哪怕是朱元璋，也完全承受不了這樣的壓力與工作量，曾寫詩抱怨道：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丈午猶披被。

所以，皇權大幅提升的後果之一，就是皇帝成為了天底下最為幸苦勞累的工作。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於草根，機敏睿智果斷堅毅精力充沛，尚且無法承受這樣的幸苦，更何況那些錦衣玉食嬌生慣養完全受不了幸苦的後世皇帝

於是，明成祖朱棣繼位之後，很快就承受不住了，於是他設立了文淵閣，建立了內閣制度，要求內閣輔臣們幫著皇帝研究奏章，並且批上自己的意見，也就是所謂的票擬，這樣皇帝的工作就輕松多了，不必再仔細的研究與調查，只需大致看一眼內閣輔臣們的意見，然後再決定同意與否，這就是所謂的批紅。

在那個時候，內閣依然是權柄不彰，只是輔佐皇帝處理政務罷了，內閣的諸般事務也需要與皇帝商議，只相當於皇帝的私人秘書。

但隨著明朝皇帝們愈來愈依賴於內閣的票擬之後，內閣自然是成為了一個不可或缺的機構，權柄也就越來越重了，到明世宗中葉，內閣的地位越來越高，已是可以壓制六部。

而內閣能夠成為真正的朝廷核心，還因為明英宗的一道旨意，大意就是從今往後，皇帝不再到文淵閣與內閣閣老們一同議事，諸般政務由內閣自主研究後票擬給皇帝即可，至於皇帝如何批紅，內閣也不可過問。

明英宗乃是一位很具傳奇色彩的皇帝，他先是由皇帝變成囚徒，再由囚徒變成了太上皇，最終又從太上皇變成了皇帝。這樣一位皇帝，自然是深諳權術之輩，其帝王心術的造詣之深，恐怕還在如今的德慶皇帝之上。

然而，明英宗也和德慶皇帝一樣，過於信任自己的帝王心術，這次卻是辦了一件蠢事，他本意是想與內閣拉開距離，獨攬決策之權，再一次的擴張皇權，壓制漸漸坐大的內閣，但他下了這道旨意之後，內閣固然是無法干涉皇帝的批紅，但皇帝同樣也無法干涉內閣的票擬了。

至此，皇帝與內閣徹底脫離了干系，而這也是明朝皇權由盛轉衰的拐點。

但前文已是講過，到了這個時期，明朝皇帝已是十分依賴內閣的票擬，若是離開了內閣的票擬，皇帝遲早都要累死，面對內閣的票擬建議，明朝皇帝絕大多數時候只是批復一句同意罷了，所以內閣已是相當於明朝的決策核心，而明英宗的這道旨意，就相當於自己將皇權排斥出了決策核心之外，內閣也就成為了權臣們的自留地，皇帝再也無法插手。

如此一來，內閣的權柄自然越來越重，內閣的閣老們已是相當於實質上的宰相，而皇帝的批紅決策之權，反倒是成為了一個無關緊要的手續，皇權再也無法壓制臣權。

甚至於，到了明憲宗時期，內閣票擬已是成為了朝廷推行政令之際必不可缺的一個要素，重要性已是遠遠超過了皇帝的批紅，若是官員們得到了一份聖旨，里面只有皇帝的批紅而沒有內閣的票擬，則只能算是皇帝的私人信件，又稱之為中旨，若是中旨與朝廷現行詔令相違背，官員們完全可以拒不接受，事後自然有內閣為他撐腰，皇帝也是無可奈何。

可以說，到了這一步，若是拋開兵權的因素，臣權反倒是壓倒了皇權。

時至今日，內閣已然成為了公認的朝廷決策核心，明朝皇帝們雖然是屢屢想要再次插手內閣又或是打壓內閣權勢，但他們的行動大都沒有成功。

哪怕是這個世界的崇禎皇帝乃是一位手段高明的中興聖君，但他也只是推動了內閣閣老不可兼任六部實職以及擴大大學士名額這兩道政令來稍稍限制了一下內閣的聲勢，讓皇權與臣權重新持平罷了，但臣權依然是可以與皇權相抗衡。

到了現在，德慶皇帝更是一位貪戀權勢的皇帝，和前任的那些明朝皇帝一樣，他同樣存在著打壓內閣插手內閣事務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