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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夠了，阮大可用胳膊肘碰碰李雪庸：「伙計，咱倆去看看沈秋草？這幾天她心里不大痛快呀。」想了想，又下決心似的說：「干脆，趁機把咱仨人兒這團亂麻給抖清算了。」李雪庸一聽，滿臉的疑慮：「這么直通通的，能行？」阮大可並不掩飾對老友的嘲笑：「怎么，怕了？你怕她個！那人我還不知道？心軟得很吶。」李雪庸仿佛受到了鼓舞，笑著揮揮手：「走！頂多她把我轟出大門，那又如何？轟出來我下次再走進去就是了。」阮大可一拍老友的肩：「這就對了。該死該活朝上，男人嘛。」不料，李雪庸忽而又起後顧之憂：「這要動真格的了，我還真怕老蔣y魂不散，弄神弄鬼的纏磨我。」「哦？這個——」阮大可也認了真，他歪頭想想後猛一擊掌，「有了！教王老兄從《周易》里找句話，你把那墨飽飽地蘸，用斗大的老顏字寫成條幅，掛在屋中醒目之處，料也無妨。」李雪庸對此聞所未聞，不禁問道：「真還有此一說？」阮大可一副包醫百病的架勢：「放心，掛了那東西，百無禁忌！」又說：「我先給你從《本草綱目》里抄一味雄黃來貼在門上，暫時抵擋一陣。王老兄嘛，如今疏懶得很，記性又壞，不妨教他慢慢找。」
李雪庸漸覺意興闌珊。他發現，先前的談笑風生像只氣球，一不小心扎破了，就成了一堆干癟的皮囊，在那里令人沮喪地瑟縮著。於是，便無可無不可地說：「雄黃……也好。」
一時間，兩人心中都有些黯然。
或許是關於沈秋草的話題並不輕松；此後的沈秋草成為兩人之間的「楚河漢界」幾乎已成定局——放達是另外一回事，友情也無法消解一切。或許是提起王天佑觸動了某種情懷；王老兄雖未真的瘋癲，眼見得也是日薄西山，加之三人自此你東我西，離多聚少，不能不更添一份風流雲散的郁悶。又或許是因為別的，比如，近來常在他們心中縈繞的那份悵惘——從今往後的小城，極有可能無良醫可求，無良卜可問，也無風姿搖曳的舊體詩與率性的大字可供清賞；而有的是謀人錢財的庸醫，巧舌如簧的巫漢，莫小白那長短不齊的詩雖也可讀，但因全無古意，不能細嚼，至於寫大字的，小城有是有，就拿鎮文化館那位獐頭鼠目的副館長而言，近些年閉門謝客，偷偷苦學李雪庸的枯筆，意欲繼承「李記」大字衣缽，但他那紙片掛出來誰敢看？
這些個，或許也還不是令人黯然神傷的真正理由。那么，又或許是小城日漸不堪的紛紜世象？誰說得清呢。不想了，不想了，且走著瞧。
李雪庸蹬起那輛用來接送老爹打牌的「專車」——腳踏式小三輪兒，帶著阮大可離了雲峰山，朝小城悠悠駛去。小城已迫近黃昏。眼前的情境散淡而虛空。沉默中，兩人看了又看，妄圖去尋蔣家青磚大院的高門樓及那只儀態威嚴的石鷲，但努力了半天終是徒勞，連個影兒也沒見到。煙靄里，到處是市聲，聽上去依舊喧囂。忽地又有一種粗野的歌調破空而來，仿佛為油膩的市聲做著某種詮釋；那該是傻哥吧。而應和這一切的是漸次亮起的昏黃的路燈，只是樣子懶洋洋的，像小城渴睡的眼。
二○○四年九月十二日初稿於河北固安大龍堂寓所
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定稿於河北固安津獅花園
壯歲歌吟自小詩［代後記］
雅魯
若論起來，這本書也該算是窮則思變的產物。
二○○三年春夏之際，日日想著「非典」疫情，比較多的關心著國事民生，自己的事倒淡漠了。躲在河北小城固安的寓所里，每日聽罷疫情播報，百無聊賴之際，便讀杜甫，做些似是而非的舊體詩，很是郁悶。後來，各地情形不斷地好起來；再後來，疫情終於解除了。為此，還有詩紀念。詩前有序：「春，京津穗晉冀內蒙等地逢疫，曰薩斯，國人甚恐。此百年不遇之災，天乎？人乎？又，余客中避疫，新制薄荷飲，以茶、白糖、薄荷糖三物調和而成，飲之，齒頤間若有清風。另，新嘗苤藍絲，以苤藍為細絲，調以鹽醋，入口爽脆有聲，真佐酒物也。」詩曰：
運至凶年逢大疫，閑愁暗上老頭皮。
疏狂每有驚人句，散淡常無更短髭。
自制清心薄荷飲，新嘗佐酒苤藍絲。
窮通已付糊塗案，了斷須燒一片龜。
——《固安行狀之四》
於是，自己的事情又凸顯出來。還是想那個老問題：該做點什么吧？教書是早就決計不干了，先前在京城的兩所中學里是教過的，感覺是，給富裕地區的子弟做教師，多半都是在做著保姆兼保安的事，教學本身的研究無心顧及，若說有，也是略勝於無。有一陣子，幻想開個書屋，清凈，閑散。又一想，那份冷寂，怕也耐不住；更何況收益還在不可知之數。體力勞動者也當不得，自小到大，終是四體不勤，如今早過了不惑之年，忽而要氣喘吁吁汗流浹背的去做事，先就覺得可笑。將種種不願做或不能做或不敢做的事情排除之後，忽而發現，眼前幾乎已沒有自己可做的事了。不做事是絕對不行的；於社會，於家庭，於自身，都無法交代。是有一首歌叫作《從頭再來》的；但是，不惑之年已過，從頭再來，談何容易！這么遷延著，秋，不知不覺的又來了。
心事覺來頻對鏡，分明昨夜上眉頭。
連宵雨霽紅花老，九月風吹綠樹秋。
扼腕只緣增馬齒，聽鴻不必更高樓。
霜天雁送寒聲遠，半作閑愁半作幽。
——《再憶二○○一年秋閑居海淀辛庄》
想想，看看，忽而又想到了文學。就是文學吧。文學這行當，終比官場、商海和一些靠天吃飯的活計來得安穩些，也輕省些，且還可擔著風雅的虛名。早幾年，心里是存個文學夢的，也總想圓一圓它。近年卻不大想了。圓了又怎樣，不圓又怎樣，還不是那兩個永恆的字——活著？我之所以做出寫小說的決定，究其因由，也大半是源於這兩個字（有時想想這兩個字，心中竟有些隱痛）。又遷延至二○○四年三月初，終於，在家人的期待及作家出版社玉太先生的關注下，幾經權衡，才決計動手做小說。
順理成章的，就想起二○○○年蟄居北京西北郊溫泉辛庄時所做的小說《碎影》來。然而，那部十幾萬字的小說是幼稚的，甚至不足為憑。只好借它散碎的影子，實則近於另起爐灶。構思階段煞費幾番周折。因為不肯教未來的文字速朽，更不甘隨人之後，而才氣又是有限的那么多，所以，人物，情節，語言，節奏，雅與俗之間分寸的斟酌，等等，都是教人苦惱的事。當然，這些難關後來都一一走過去了。真正地動手寫起來倒沒有怎樣的艱難，有些地方一路寫來，感覺上還小有破竹之勢——這也是聊以自許之處吧。歷經半年多，書寫出來，心中的一點隱痛也消散了。通則不痛，中醫說得真好。
總的說，這部小說算是個難產兒，又是頭胎，歷經掙扎，終究生下來了。她是美是丑，是智是愚，都由不得作者評說了。說實話，我自視為一個悲觀主義者，此番便是抱著迎受冷落的心情將她送來人世的。我想，她也不大怕冷清，因為有其父必有其女，她有一個不怕冷清的父親。忽然想起二○○四年春節期間，一個懂些命理的老先生看過我的八字，說，你這命里犯「孤辰」，注定的要孤獨些。我不算個天命論者，不大信這個，可孤獨倒是實實在在的常伴隨著我。唉，孤獨就孤獨，一個人走路好了，這樣走起路來心無旁騖，或許能走得穩些。
也想對文學說點什么。說什么好呢？名家大師們的皇皇高論已經夠多了，再添一絲微弱的聲音實在無補於文學。再說，這是一個「俗文化」輝煌的時代，這時代的文學已無多少c守可言，「良為娼」是許多文人賴以躲避道德譴責的托辭。沉靜也許是抗拒浮躁與喧囂的良方，對我而言。不然，想說的話就說一句古語吧，叫作「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記得是孔老夫子說的。聖人是在告誡我們，寫文章須有文采，他嚇唬我們說，如果你沒有文采，文章就不能流傳久遠。想想確有道理。文學的書自己一向讀的不多，偏愛的就更有限，唐詩中老杜的沉郁頓挫，宋明清小品的空靈，《水滸》的鮮活，《三國》的宏闊，再下來就是魯迅先生的冷峻了……國外則是海明威的精煉，川端康成的清雅，日本畫家東山魁夷那樣淡淡的散文短章也喜歡。偏愛的緣故也主要是因為他們那別致的文采。於是總提醒自己，下筆為文切勿倉促潦草，必三思而後行。在此，願以那句先賢古訓與同道共勉之。
還是二○○三年夏，因一個故人的介紹，一度想去黑龍江的興凱湖某校任教，名義上是為生計，私心里更是為著那湖光山色，老蟹肥魚；純然是不求上進的心態。當時曾寫過兩首七律，調子半是昂揚半是低沉，總之是寫那時或者說近些年漂泊京冀兩地的復雜心境，姑且抄在這里作為結尾吧，或許能補充一點這部小說產生的背景。
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