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類人大都是農民行醫者，他們的推薦證明似乎往往是由某一位公爵夫人——這種貴婦人曾經多得很——提供的；但是這在城鎮居民中根據一種不同的、僅僅是專家的保證也應該可能做到。這樣一條禁令對維也納的分析訓練機構將產生更重大的影響，因為有了這條禁令之後，它就不能接受來自非醫學界的訓練學員。

這樣一來，一項在其他國家被准許自由發展的智力活動又會在我國遭到阻制。我是最不願意聲稱自己有能力對法律和各種規章作出評判的人，但是至少有這樣一些情況我看得一清二楚：強調我們的反庸醫法並不能使我們更接近如今我們多么向往的德國國情1；把這條法律應用於精神分析的現狀不免有點時代錯誤，因為在該法律付諸實施時精神分析還沒有問世，神經性疾病

1這當然是魏瑪共和國時期的情況。

的特異本質也還沒有被認識到。

現在我要提出一個新的問題。

在我看來，討論一下這個問題似乎更為重要。精神分析的實施是否應該普遍受制於官方的干涉？讓它自然發展是否更為有利？此時此地我當然不想就這個問題作出決斷，但是我想冒昧地在你面前提出這個問題供你考慮。在我們國家，熱衷於禁令早已成為慣例；也就是說，總有人喜歡把別人置於自己的監護之下，喜歡干涉，喜歡禁止，而正如我們都知道的，這種做法並未結出什么特別好的果實。

在我們這個新的奧地利共和國，情況似乎也還沒有發生多大變化。我憑想象認為你在判斷我們正在考慮的精神分析問題上要表達一些重要的見解；我並不知道你是否有願望或有影響去同這種官僚傾向抗爭。

不管怎樣，我還是願意向你表達一下我對這一問題的淺見。

在我看來，過多的規章和禁令會損害法律的威信。我們可以看到，在一些禁令較少的地方，人們總是小心的遵循；而在那些每走一步你都伴隨著禁令的地方，人們反倒不知不覺地對此置若罔聞了。而且，即使有人願意認為法律和規章並不是本來就具有神聖不可侵犯的性質，認為它們經常含有不合理的成分，並傷害我們的正義感，或者過一段時間之後會傷害我們的正義感，認為從當權者的呆滯僵化來看，常常除了大膽違反以外沒有其他糾正這些有弊無利的法律的辦法，這也並不意味著這個人就是無政府主義者。

再進一步說，如果一個人渴望保持對法律和規章的尊敬，那么他在制訂任何法律和規章之前，都應該首先肯定能夠很容易監視它們是被遵守還是被侵犯，否則還是不制訂為好。

我在前面所引用的關於醫生從事分析治療的觀點，有很多都可以在此重復，因為它們也同樣適用於法律正在竭力阻止的外行從事名符其實的分析治療這一情況。

分析治療的過程極不明顯，它既不用葯也不用任何醫療器械。

其主要內容只是談話，交流思想；要證實一個外行的確是在從事「分析」相當容易，只要他宣稱自己只是在提供鼓勵和解釋，只是試圖使那些正在尋求精神援助的人接受健康人的影響。僅僅因為醫生有時也是這樣做的，所以要禁止這種行為無疑是不可能的。在英語國家，基督教科學派1的實踐活動已經相當普遍——他們的宗旨是在信仰基督教教義的基礎上辯證地否定生活中的一切邪惡。

我願意毫不猶豫地指出，這一活動代表了人類心靈的一種不幸的變態；但是在美國或英國又有誰會想到禁止這種活動，並對此予以懲罰呢？難道當權者真的是如此確信救世的正確道路，以致敢於阻止每個人去努力「按照自己的做法得到拯救2」

嗎？假定許多人一旦任其行事就陷入了危險，遭遇了痛苦，那么當權者們難道不會更為小心地標出禁止人們侵越的界線，反倒是盡最大可能允許人們在實踐經驗和互相影響中獲得教育嗎？

精神分析學是剛剛誕生於世的新鮮事物，人類大眾對此尚了解甚少，正統科學對它的態度仍游移不定，因而在我看來，現在就用法定的規章去干涉它的發展未免c之過急，讓我們允許患者自己去發現，向那些尚未學會如何提供援助

1一八七九年在美國波士頓創立的一種宣傳靠信仰治病的宗教派別，代表人物是科學家瑪麗。貝克。艾娣夫人。該派別聲稱，只要人把自認為有罪、受苦和將死的錯覺糾正過來，就可以獲得健康。——譯者注。

2源出一句名言：「在我的國家，人人都能按照自己的做法得到拯救。」據說這句名言系臘特列大帝所說。

的人去尋求精神援助是有害無益的。我們可以向他們這樣解釋，並提醒他們加以防備，但是大可不必予以禁止。在意大利的各條大道上，我們能見到那些架高壓電纜的鐵塔上印有一條簡潔而醒目的告示：「chitoca，muore〔小心觸電〕」。

這完全可以起到提醒過路行人不要碰觸可能懸掛下來的電線的作用，相應德語告示就表現出一種多此一舉的、令人生厭的嚕嗦：「dasberuhrenderlietungsdrahteist，weillebensgeatahrlich，strengstensverboten〔碰觸傳播電纜有生命危險，所以應嚴加禁止〕。」

為什么要禁止呢？

任何珍惜自己生命的人都會自己禁止的；而任何想要用這種方法自盡的人是不會請求准許的。

「但是我們確實可以舉出一些反對外行分析的合法先例；我指的是禁止外行施行催眠術以及最近實施的禁止舉行招魂儀式和成立招魂會的法令。」

我不能說自己贊成這些措施。後者其實是完全公開地利用警察的干涉來侵犯、破壞知識界自由的行為。

我本人當然並不怎么相信那些所謂的「神鬼現象」，也根本不渴望它們得到認可。但是這樣的禁令並不能扼殺人們對那個假定的神秘世界的興趣。相反，它們可能會帶來很多危害，可能會阻礙一種公正不倚的好奇心的正常發揮，而這種好奇心也許會導致一種可以使我們擺脫這些擾亂人心的可能事物的判斷。但是這又是只有在奧地利才有的事。

在其他國家，「靈學」研究並不遭到法律的阻礙。

催眠術的情況和分析的情況多少還有些不同。

催眠術的作用是觸發一種反常的精神狀態，如今只被非醫學界的人用於當眾表演的目的。假如催眠療法還保持著開始時的那種前程遠大的面貌的話，它本來也能達到類似分析療法的地位。

不巧的是，催眠術的歷史卻以相反的方向為分析療法提供了先例。

當我還是一個年輕的神經病學講師的時候，我就聽到過醫生們憤慨地抨擊催眠術，宣稱它是騙術，是魔鬼花招，是一種極其危險的做法。

今天他們卻又壟斷了這同一種催眠術，並毫不猶豫地把它用作檢查患者的方法；對於一些神經病專家來說，它仍然是他們的主要治療手段。

但是我已經對你說過，我根本無意以分析中應該偏向法律控制還是偏向任其發展的決定為基礎提出任何建議。我知道這是一個原則性問題，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當權人物的偏愛很可能比具體說理更有影響。我已經闡述了在我看來是贊成laisezfaire〔放任主義〕政策的意見。假如采取另一種決策，亦即采取主動干涉的政策，那么在我看來，僅僅以站不住腳的、不正當的措施無情地禁止非醫生從事分析，無論如何是不足以令人心服的結果。在這種情況中還有更多的問題需要考慮：必須制度允許所有致力於使用分析療法的人都能從事分析工作的條件；必須建立起能夠使人從中學到分析工作的性質及其所必需的准備條件的權威機構，還必須鼓勵人們開拓分析教學的可能性。由此可見，我們應該或者聽其自然，不予干涉，或者建立秩序，澄清問題，而決不應該以一條機械地從不合理的規定中搬來的孤立的禁令魯莽地闖入一個錯綜復雜的境地。

七

「不錯，可是醫生呢！醫生呢！我真的沒法把你引入我們的真正話題。

你始終在躲避我。

問題在於，我們為什么不應該把從事分析工作的專利權交給醫生——既然他們已經獲得了某些行醫的條件。大多數醫生無疑不是你描述過的那種分析庸醫。

你自己也說你的大多數弟子和追隨者都是醫生，我已有所風聞，說他們在外行分析的問題上同你的觀點遠不是完全一致的。毫無疑問，我可以設想，你的弟子們同意你對於充分准備等等的要求，但是他們認為不讓外行從事分析是完全有道理的。事實是這樣嗎？如果是的，你又作何解釋呢？「

我看得出來你的消息很靈通。

是的，事實就是這樣。

確實，有相當一部分我的醫界同行——但不是全部——都不同意我對這一問題的看法，他們贊成醫生享有用分析法治療神經病患者的專利權。

這可以使你看到，即使在我們的陣營內觀點分歧也是允許存在的。

我所采取的立場是眾所周知的，在外行分析問題上的矛盾並不影響我們的全面理解。我怎么能向你解釋我的這些弟子的態度呢？

我也知道得不確切；我想這一定是職業感所起的作用。

他們的發展途徑跟我的不一樣，把他們從同行中孤立出來仍然會使他們感到難受，他們希望被「本行業」承認為擁有完全的權利，而且為了換得這種寬容而願意在重要性不明顯的問題上作出犧牲。

當然事實也可能不是這樣；說他們是出於互爭高下的動機，不但等於是指責他們的情趣低下，而且也等於是認為他們目光短淺。

他們始終樂意介紹別的醫生來從事分析，而從物質利益的角度來說，他們想必是根本不會計較究竟是和醫界同行還是同外行共占上門求醫的患者的。但是很可能還有另一種因素在起作用。我的這些弟子也許是受到了某些保證使醫生在分析實踐中優越於外行的因素的影響。

「保證使他優越？對了，我們總算說到點子上了。看來你終於承認這種優越性了？這樣一來，問題就能解決了。」

要我承認這一點並不難。

由此你也可能看到，我並不像你所想象的那樣充滿偏見。

我遲遲不提這些事，是因為這些事的討論又必須再次涉及到理論的考慮。

「現在你有什么想法？」

首先想到的是診斷問題。當我們要對一位患有所謂神經性疾病的患者進行分析時，我們總會希望事先確定——當然是盡可能確定——這位患者適合這樣的治療，亦即這種療法能對他產生療效，但是這種情況只適用於真正的神經症患者。

「照我看來，這是可以從患者訴說的情況，也就是症狀中識別的。」

正是在這里會出現新的復雜情況。這並不是在任何時候都可以確定無疑地識別的。患者可能會表現一些神經症的表面現象，但實際上並不是神經症的症狀——而是某種不可治愈的精神疾病的開端，或大腦中某個破壞過程的初步表現。

這一區分工作——亦即鑒別診斷——並不總是很容易的。也許不是在每一個階段都可以立刻完成的。這樣一種決斷的責任當然只能由醫生承擔。

正如我已經說過的，這一任務對醫生說來並不總是輕而易舉的。一種疾病有可能在相當長時間內一直表現出良性的假象，直到最後才終於暴露出其惡性的特征。

確實，變得精神錯亂是神經症患者通常的恐懼之一。不過，要是一個醫生在診治這種病症時犯了一段時間的錯誤，或者一時確定不了如何診治，這並不會導致任何危害，也不會產生什么不必要的麻煩。

事實上，作分析法治療病症也不會帶來任何害處，雖然到頭來會證實這是不必要的浪費。當然，肯定會有相當多的人把不幸的結果歸咎於分析療法。這無疑是不公正的。但這種情況畢竟應該避免。

「但是這話聽起來叫人失望。

它從根本上摧毀了你對我講的關於神經症的本質和起源的那些內容。「

根本不是。

這僅僅是再次證實了這個事實：神經症患者使得任何涉及到的人——包括分析者在內——都感到討厭和窘迫。不過，要是我用更正確的措辭來闡述我的新見解，也許能澄清你的混亂。關於我們正在談論的這類病症更正確的說法也許是，它們所呈現的確實是一種神經病，但是其根本原因並不是精神的，而是r體的，是由生理因素而不是心理因素導致的。你明白嗎？

「哦，我明白了。

但是我沒法把它同另一面，即心理的那一面對應起來。「

只要我們記住生物的復雜性，這還是不難做到的。

我們是在哪兒發現神經症本質的？是在這樣的事實中發現的——自我，亦即精神器官的較高組織（它是通過外部世界的影響而得以提高的），不能完成在本我和現實之間進行停調的作用，它由於虛弱而逃離本我的某些本能成分，為了彌補這一點，它就不得不容忍其以約束、症狀及不成功的反應構成等為表現形式的拋棄的後果。

這樣一種自我的虛弱在我們每個人的童年時代都能見到；而且正因如此，童年最初幾年的經歷才對我們後來的生活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在童年這一時期的獨特的重壓之下——我們還要過幾年才能走完從「石器時代的原始人」到當代文明的參與者之間這段漫長的發展歷程，尤其是我們同時還得抵擋這一早期性欲階段的本能沖動——在這一重壓之下，我們的自我便在壓抑中尋求藏身之處，這樣就容易受到童年神經症的侵襲，而這種童年神經症的殘余又被我們的自我帶入成熟期，為後來的神經性疾病埋下了種子。這時，一切都取決於命運如何對待這不斷成長的有機體了。如果生活變得過於艱難，如果本能要求與現實要求之間的鴻溝變得過於不可逾越，自我在這兩者之間所作的努力調解就可能失敗。而且，自我越想進行調解，它就越容易受到它在幼兒期埋下的種子的阻抑。於是，壓抑的過程就會重復，本能就會掙脫自我的控制，並在回歸的道路上尋找替代的滿足，這可憐的自我也就成了孤立無援的神經症患者了。

我們只要牢牢抓住這一點就行，整個局面的波節點和樞軸就在於自我組織的相對力量。

這樣一來，我們就會發現要完成我們的病因勘探已經不難。我們已經知道有這樣一些因素可以稱作神經症的通常病因：童年期自我的虛弱；對付早期性欲沖動的任務；以及童年時代多少帶有偶然性的經歷的影響。

但是，難道不可能還有其他源於兒童生命開始之前的因素在起作用嗎？

例如，從一開始就阻礙自我順利完成任務的本我本能生活中的某種先天的力量和某種先天的不服駕馭的傾向？

或者由某些尚不為人所知的原因導致的自我發育過程中的某種特殊的虛弱？

這樣一些因素當然應該獲得病因學的重視，在某些病例中甚至應該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受到重視。我們每時每刻都應該認真對待本我的本能力量；如果這種力量發展得過於強大，我們的治療就會前景暗淡。

我們對自我發育中的阻抑現象的起因還了解甚少。這些起因所導致的神經症病例想必具有一個基本的構造上的基礎。

沒有這樣一些構造上的、天生的促成因素，神經症無疑是不大可能發生的。

但是，如果說自我的虛弱是導致神經症發生的決定因素，那么成年後的生理疾病也不可能觸發神經症——只要這種疾病能夠促使自我趨於虛弱。這種現象又是十分常見的。這種生理紊亂可以影響本我的本能生活，並能把本能的力量增強到超越自我所能對付的界限。這樣的過程的典型模式也許就是由月經不調以及絕經所導致的女人的性格變化。

或者，某種一般的r體疾病，確切地說，某種中樞神經器官的器質病，也許會破壞精神器官的營養狀況，迫使精神器官減弱其功能，並阻止它發揮較為精細的作用，這些作用之一就是維持自我的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