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給青年的教育，不該是先讓他們少年老成、聽話、做爛好人。應該放開羈絆，讓青年們盡量奔跑，與其流於激烈，不可流於委瑣；與其流於狂放，不可流於窩囊，老一輩的人自己做了「德之賊」，怎能再讓青年人做鄉願？不讓生龍活虎的青年人去沖、去罵、去詛咒、去上當、去摔跤、去跌倒……試問我們哪里去找朝氣？社會上不讓青年來做急進的、爽快的、大刀闊斧的言論與行動，試問哪個持盈保泰的老頭子還有這種勁兒？苟能使整個國家年輕活潑到處是朝氣，其中有一些青年發幾句狂言、道幾句壯語、做一點不知天高地厚的傻事，這又算得了什么？

在這種認識之下，我覺得上了年紀而又沒有朝氣的人，實在應該有鼓勵青年的雅量。我說這話，並不是建議他們紛紛走上日本傳說中的「姥棄山」，自殺以謝國人。我只是覺得他們大可不必大驚小怪神經兮兮，中國綿羊性格的青年人再狂妄，也可以使這一代的老不爭氣的人頤養天年的！老不爭氣的人實在應該痛感於他們的落伍與失敗，死心塌地的繳出棒子或收起老調，至少不要再想攔路，大模大樣的教訓人。何況在目前的現狀下，由於人浮於事粥少僧多，青年人施展抱負的機會實在受了很大的限制，十年代、二十年代或三十年代稍後的青年人，擺在他們眼前的道路與境界比較寬廣，一個學成還鄉有志教育的人，弄到個中學校長干干並不是難事（我父親就是一例）。即使做中學教員，生活的優裕也遠非今天所能比，錢穆做中學教員時代的薪水，已不是今天的中學教員所能想像。在整天想盡辦法為衣食奔走的清苦主活里，我們不能苛求為什么今天的中學教員不能進修、程度低落。何況一個青年人，大學畢業出來，找個中學教員也非易事（我個人就是碰壁的一個），運氣或關系好的找到了，哪里還敢不在「教學進度表」下誠惶誠恐的幫忙執行制式教育？哪里還談到什么學術研究？偶爾有力爭上游的人；能出境的要為一日三餐出賣廉價勞力，仰洋人鼻息、度苦悶歲月；不能出境的擠進高等學術機構，每月靜候救濟金式的補助，恭恭敬敬小小心心的在老前輩集體領導下做小學者，甚至參與「學界分贓」，逃避現實，等待升遷，可是他們能等到什么時候？在老不倦勤的「照顧」之下，他們一點也沒有施展的法子！

以上舉的例，只不過是青年人中在知識上智慧上比較優異的，而他們的前程就已如此膠著、如此晦暗，其他更廣大的一群的彷徨與苦悶，自然更別提了！

從我十四歲到台灣開始，我親身在這種世風、學風與文風里長大，並且親眼看到這一代的兒童、少年與青年如何在長大，在惡補化的小學教育里、在模子化的中學教育里、在毫無性靈的大學教育里、在一窩蜂的留學考試里，我依稀看到這是一個悲劇的，一個惡果的下種。這個悲劇和惡果也許必須在這一代「當家」的時候，才能明顯的看出來。我們的上一代承受了老祖宗們留給他們的悲劇的惡果，現在我們又要承受上一代，眼睜睜地靜候他們的導演和耕耘。十三年來，我對上一代的所作所為已經膚嘗身受，我要但白說，我失望透頂！

在《老年人和棒子》里，我爆發了我的忍耐，對上一代，我提出了三點疑慮：

第一、從感覺上面說，老年人肯不肯支出這一棒？

第二、從技巧上面說，老年人會不會支出這一棒？

第三、從棒本身來說，老年人交出來的是一支什么棒？我擔心的是，老年人不但不肯把棒支出來，反倒可能在青年人頭上打一棒！

這些疑慮對我說來，不但完全應驗，並且更有「親切感」——在我繼續寫文章的時候，各種號碼的棒子就紛紛朝我頭上打來！

第一號棒子打過來的是某國立大學文學院院長所聲言的：「李敖罵我們不交棒子！其實李敖有什么東西？我們要交，也不交給李敖！」這話由朋友轉述給我，我聽了，忍不住好笑，我說：「交棒子的意思是上一輩退位，這一代抬頭，豈是狹義的給我李敖一杯羹？我李敖也許如他所說一無所有，如果有，那我唯一的東西就是證明他們的東西不是東西！也許我可以用莎士比亞othello里那句inothingnotcritical來罵我自己吧！」

三個月後，我的一段話最能道出我這點微意。

我從來不敢說我的文章是「學術性」的，我也從來不敢說我講的是「中外君子標准的詞令」。我寫文章的目的之一是想告訴人們：那些有赫赫之名的「學術與政治之間」的人物和他們那些一洋洋就數萬言的大文章，似乎也非學術性和君子級。他們只是使一些淺人們以為他們那樣的「文字」才是「學術」、他們那樣的「詞令」才是「君子」。從而屍居大專教席，把持君子標准，裝模做樣的教訓年輕人，這種偽善我看得大多了，也實在看不慣了。因此我要寫些文章去撕破他們的丑臉，告訴他們李敖因非似「學者」、「君子」，閣下亦不類「君子」、「學者」，還是請下台來，給學術寶座、君子神龕留塊凈土吧！

這段話看來雖然不太斯文，但卻真是實情。我最討厭裝模做樣，如果在「偽君子」和「真小人」之間必須選擇一個，我會毫不猶豫的選擇後者。這種性格使我在許多事情上表現得「一馬當先」——當先去做「壞人」。最顯著的一個例子是我二十歲時父親的去世。我父親死後，按照傳統，要燒紙、誦經、拿哭喪棒彎下腰來裝孝子，可是我不肯這樣為「吊者大悅」去做「偽君子」，我的喪禮改革在二千人的送葬場面前挨了臭罵，可是我不在乎——我是「真小人」！

可是，在咱們這個偽善的社會，做「真小人」也良非易事。在「偽君子」的眼中，「真小人」是不可能存在的，他們覺得，這個「真小人」的人並不小，他後面一定有後台大老板。於是，他們開始猜。

最先猜是胡適，後來覺得不像是胡適，乃是胡適的第二代，是胡適的學生姚從吾；後來又不是姚從吾，是姚從吾的學生殷海光，而殷海光就是《自由中國》雜志上的反調分子！後來又覺得殷海光也不對；於是又拉出一個吳相湘，最後，吳相湘為流彈打著，躺在地上變成了「社會賢達」，他們好像有點抱歉了；於是，「禍首」轉移，又變成了陶希聖！

陶希聖是「現任」幕後主使人，看著吧！不久他還要被他們解職洗冤，另外替我換一個老板！

我有這么多的老板，我真「抖」了！

這就是我所親自領教的上一代的君子們對我的可恥手段。這種手段，不管是「傳統派」

的、「超越派」的，乃至「托洛斯基派」的，都是異曲同工的大合唱！

真是合唱！想當年胡秋原和徐復觀互罵，現在他們又眉來眼去了！鄭學稼和任卓宣斗嘴，現在他們又眉目傳情了！他們這些同床異夢的人兒如今按捺住性子舉行「聯合戰線」，目的說破了，不過在打擊李敖和他們選定的背後靠山而已！我看他們帶了一批唆暖一窩蜂地寫文章、一窩蜂地下館子、一窩蜂地涌進司法大廈，我真忍不住竊笑！恍然大悟我活了二十六年，今天才知道什么叫做「疑神疑鬼」！他們這樣子亂棒圍剿、惡言栽誣，我只覺得他們可憐。我在答吳心柳先生的信里，曾這樣的批評他們說：就是這些人，他們居然在三十年代的中國，扮演了一副角色，直到六十年代的今日，還在跑他們的龍套。這是何等可憐！又何等可悲！

他們代表上一輩中最好勇斗狠言偽而辯的一群，也是既不擇手段又神經過敏的一群。以他們那種悲慘的身世與遭遇，他們已經無法了解什么是獨立的人格，更無法想像真正的男子漢是一副什么模樣？他們總以為一個六十年代的年輕人一寫文章，就一定有後台老板的撐腰，他們自己靠大樹靠慣了，看到別人獨來獨往，他們就覺得別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