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楚琛不用猜也知道，那只博古架上的東西，價值應該都不高，或者其中一些東西，很可能就是已經被別的專家鑒定過的贗品，不然就沃倫的性格，肯定和眼前的這些東西一起，放到他的保險箱里去了。

不過反正也沒什么事情，楚琛就走過去隨便打量欣賞一下，一開始，像什么文房四寶、瓷器、玉器、青銅器在楚琛眼中都是一眼假的貨色，這樣的東西基本只能做個擺設，也就能夠騙騙沃倫這樣的眼力差勁的藏友，根本沒什么價值。

不過，當楚琛看到一只小巧的筆筒時，頓時就大吃了一驚，因為這件東西如果他沒看錯的話，肯定是件真品，而且還是一件價值不菲的珍品。

要知道，現在楚琛的眼界已經被他那些珍藏養的很刁了，他覺得是珍品，那這只筆筒的價值可想而知。

此件筆筒是一件料器，也就是玻璃器，前文說過，古代的料器有普通器也有珍貴器，而楚琛正拿在手中的這只筆筒，就是料器中的頂級貨色。

此筆筒高度只有7.2厘米，呈圓筒形，直口，平底。涅白料胎上繪琺琅彩。圖案在器物上環繞一周，展開則是一幅山水畫卷，構圖有密有疏，水面的遼闊，林石的繁密，形成了巧妙的對比。底刻雙方框，內刻「乾隆年制」楷書款。此器玻璃胎光滑亮潔，溫潤如玉，繪畫筆法細膩傳神。

玻璃料胎畫琺琅是由銅胎畫琺琅發展而來，但比銅胎或瓷胎琺琅來說，技術要求極高。因為玻璃與琺琅熔點非常接近，在繪畫焙燒的過程中，若溫度低了，琺琅釉不能充分熔化，則呈色不佳；若溫度高，胎體變形，即成廢品。

乾隆初御坊畫琺琅工藝發展至頂峰，乾隆二十五年後御廠產量驟減，工匠們再沒有像早期的創新意念，再也沒出產如此器一樣的精品。

料胎畫琺琅是宮廷作坊獨有的技術，而產品非皇家不能擁有，更顯皇家尊貴的身份。倫敦大維德基金會藏有一件和此器差不多大小，上面繪有五老圖的料胎畫琺琅筆筒，不過那一件源自希普斯理。而此器楚琛就不知道沃倫到底是哪得來的了。

不過，楚琛覺得從1890年米國出版的一本希普斯理的著作來看，此器應該和希普斯理的那些收藏一樣，都來自一組稀世的小型料胎畫琺琅器，這些器物應該全部由當時的畫玻璃名匠精心繪制。

這批料器全都透白如白玉，器上的琺琅彩展現了清初發展出來的豐富顏色系列。畫琺琅圖案不但構圖巧妙，而且畫功純熟，筆觸細膩精確。

楚琛根據以前看過的一些學術資料判斷，這些器特應該都來自於清初宮廷玻璃制作顛峰時期的作品，源由是康熙皇帝敕命成立玻璃廠。

該玻璃廠如其他御用作坊一樣，由內務府造辦處管轄，負責制作、維修、保管皇家器物。內務府為清代最大的政府機構，轄下造辦處的主要作坊最初設於養心殿，1691年大部份遷到慈寧宮後，仍沿用舊稱「養心殿造辦處」。

創建御用玻璃廠的關鍵人物為德國傳教士紀瑞安，1655年他出生於巴伐利亞的維爾茨堡，1673年進入修道院，1683任命為神父。

他曾在德國黑森林地區施佩薩特、施泰格林山作修院神父。當時施佩薩特就設有逾五十間玻璃工場，紀瑞安應在該處獲得制作玻璃的技術。1691年紀瑞安遠渡重洋到中國，1694年先抵澳.門，期間修理過航海中損毀的光學儀器鏡片，他的才能因而獲得當地官員賞識，遂向當時的皇帝匯報。

1695年他奉詔到京城，居住於紫禁城西.安門內蠶池口天主堂之法蘭西神父居所。康熙帝在康熙三十五年下諭建造玻璃廠，並授命紀瑞安為主管。清代吳長元著《宸垣識略》亦記述當時蠶池口教堂附近生產玻璃的情況。

1696年10月31日法蘭西耶穌會士洪若翰的信函道：「皇上在我們住所旁邊的大片土地上興建一間漂亮的玻璃廠，如我們願意接管，他就會把工廠交給我們。」

他續寫道：「……這都是由於紀瑞安的緣故。懇請由我們法蘭西玻璃廠中立刻挑選一至兩名熟練工匠來華夏，以使這里能制造出如歐洲水平的玻璃、水晶，以至玻璃鏡面。並請派來一名精良的畫琺琅工匠。」

由此可見康熙皇帝很早已對料胎畫琺琅極感興趣，他接納兩名技術高超的玻璃匠進入玻璃廠訓練本地工人三年，應該是答應洪若翰1696年的請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