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岳派的領袖，馬克西米利安.羅伯斯比爾正坐書房里一張胡桃木制成的桌子上辦公。說是辦公，其實在思考，因為他右手托著下巴，眼神里充滿了遐想與疑惑。按照他自己的話說，是精神層面的深刻探索，是對法蘭西前途命運的反省。與其他人不一樣，其間從不涉及到對私利的追求，這或許是他最偉大的人格魅力，可惜也是他最主要的致命傷。

對外戰爭是暫時結束了，可內部矛盾卻更加突出。貧民黨人鼓動的巴黎市民每日在市區的各個廣場游行集會，歡呼與講演充斥著偉大的革命聖地，還有自己的耳膜。他們不僅要歡慶戰爭勝利，更是在向國民公會，不，應該是說在向自己控制的公安委員會示威，要求采取更加嚴厲的手段，無條件剝奪富人的一切財產並施舍給窮人，制造絕對意義上的公平與平等。

這可能嗎？根本不可能。羅伯斯比爾對自己的提問做出了堅決的回答。他明白埃貝爾及其盟友平等派，還有以前被鎮壓過的忿激派，在巴黎群眾中的聲望很高。但羅伯斯比爾更清楚在國民公會里，占議會人數最多的平原黨人似乎在與把持議會「名義」領導權的寬容派接觸。這是個危險的信號，兩者結合起來就意味著議會在他們的控制之中。不過，從目前掌握的情報上，他們之間的對話只是松散的，偶爾談論些共同感興趣話題，還沒有危及到革命的發展以及公安委員會的存在。

兩派結合點無非是減弱恐怖，要求各階層間的寬容與和解，並提高富人的政治與經濟地位，他們的立場與貧民黨人在觀點上是尖銳的對立。在貧民黨人獲得優勢的巴黎公社里，兩派是被批斗的對象；可在國民公會中，貧民黨人卻是嘲諷的好典型。也好，他們之間無休止的明爭暗斗，倒也可以削弱各自的政治實力，好讓所謂的三巨頭們日子好過些。

「該死的，什么時候起，連自己也承認有了三巨頭，不，不，不是三巨頭，那是堅定的革命派！制造這類謠言的家伙們真應當上斷頭台。」羅伯斯比爾急忙在內心糾正了剛才「錯誤」的說話，簡單整理後繼續自己的思路。

可以後呢，事情總是在不斷演化的，就如同自己與丹東的關系。想到這里，羅伯斯比爾心里一痛。丹東，我的同學、朋友加同志，你現在豪華的別墅里過得好嗎？或許你是幸福的，陪著自己的嬌妻，安逸地躲避在巴黎郊外，遠離這無比骯臟的政治旋渦。但我仍將鄙視你，因為你忘記了我們同學時代的誓言：以盧梭的精神挽救法國。你已經墮落了，可以安於享樂；而我卻在風尖浪口，頂著無數壓力，繼續貫徹著聖賢的思想。馬拉是人民之子；丹東是法國之子；而我將是革命之子。想到這里，羅伯斯比爾的精神突然亢奮起來。

可沒過多久，他又陷入了迷茫。革命，多么美妙而又血腥的詞語啊。革命，革誰的命？革命初期，是革貴族內閣的命；接下來就是對路易16及其王國整個貴族體系的革命；再是裴揚派等的保王黨人；共和第二年又開始了對聯邦派的吉倫特份子討伐；現在，革命的對象是那個？

貴族與保王黨？他們要不是早早躺在墳墓里，就是逃到國外詆毀革命，或是脫掉華麗外衣，換上革命服裝，隱蔽在巴黎市區、國民公會、以及各個黨派中，一個比一個狡猾。要找到他們不難，可要制裁他們卻有些麻煩，因為那些狐狸與各個黨派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動一發而牽其全身。這也是委員會的情報人員早就掌握他們行蹤，但遲遲未能下手的根本原因。

貧民黨人？寬容派與平原派的黨徒們一定會高呼萬歲，那將勢必贏得有錢人的全力支持。可巴黎市民呢，必定會無比痛恨自己，失去了他們援助的可怕性是不言而喻的。我可是親眼目睹過無數次群眾起義的偉大能量，它們即能送自己登上權力的最高峰，也能毫不費力地拉自己入地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