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駐帕格村後的第一周，小隊就是和飢餓和疾病抗爭，虞松遠和李海潮不得不讓小隊將找食物擺在第一位。

比飢餓更可怕的，是村子里太臟了，臟到你難以想象。帕格村的人都是印度半島移民的後裔，村子里連茅廁都沒有。每一叢毛竹、灌木後面，每一條溝坎，只要是無人處，村里村外，泥濘不堪，糞便隨處可見。

松戈山內雨水多，下雨時，大人孩子甚至直接在高腳木屋地板上排泄。糞便落下木屋的底下，使木屋內外，氣味難聞，污穢不堪。所有人都赤著腳，飢餓加上肝炎、痢疾、虐疾等疾病肆虐，幾乎每天村里都有孩子病死、餓死。

這是最落後、貧窮的土著村民，對他們來說，最可怕的是飢餓，而不是衛生。人餓得奄奄一息，沒有人再會關心衛生問題。

兄弟小隊慣於野外生存，可要維持這么多人生存，劉國棟和庄玉書還是感到技窮了。他們帶著海島衛隊士兵挖地三尺，把所有的蟲子都搜羅一空。張五常和劉衛民甚至在北山溪邊襲擊了一個木蟻巢，逮了二三斤木蟻。

木蟻也是松戈山區特有的一種食木蟻，它們以南洋老榆樹的汁膠為食。北山溪邊生長著大片的南洋榆，又叫苦榆。木蟻咬破樹皮，榆樹便會滲出大團大團白色的樹膠。木蟻則會將樹膠一點一點運進巢穴，作為食物儲備。

為規避洪水，木蟻穴建在石壁中間的小山洞內，有兩個出口。張五常在一頭用煙熏，劉衛民則用細尼龍網布做成袋子罩在另一個出口，逮了整整一大口袋。

眾人還是飢腸碌碌，靈玉也早就給楊明濤發了告急電報，可遠水解不了近渴。到第三天，眾人已經餓得頭暈眼花。但也是第三天傍晚，高棉國民軍、西哈努克民族主義軍和高棉人民民族解放軍三支游擊隊的軍官，先後冒雨來訪。

靈玉到另一座木屋內，按外交禮節友好地接待了他們。

他們來的目的只有一個，希望「國際佣兵小隊」，能加入他們的隊伍。靈玉拿出聯合國難民署的「公文」向他們展示後，打著精神說，「我們只是聯合國的一個工作小組，不是什么什么『佣兵小隊』。我們的責任只是來現場了解戰爭對民眾的破壞情況，不會參加實際戰斗……」

俄國人伊萬諾夫象一尊鐵塔，雖然餓得腰彎了一點，但仍威風凜凜地立在靈玉身後，很好地詮釋了他們「聯合國小組」的身份。使女小鈕兒乖巧地陪伴在她的身邊，讓外交活動充滿溫情。

豆蔻山脈連接暹羅境內，是國際上援柬的重要通道。高棉國民軍、西哈努克民族主義軍和高棉人民民族解放軍誰都想得到更多的國際援助，都在這里駐有一個辦事處，並都有一支隊伍警衛。靈玉婉轉地拒絕了他們後，三支游擊隊的負責人才懨懨離去。

或許三支游擊隊都知道帕格村已經陷入斷糧的窘境，或許楊明濤已經通報了民柬，他們受命帶來的禮物是三袋大米，救了全村的急。這三袋大米，和著樹葉熬稀飯，幫助小隊渡過了最初的困難時期。這三個糧袋中間的圓圈內，都寫著兩個中文大字「中糧」。

多少年後，虞松遠等人還對高棉***心有余悸。

在帕格村集體斷糧的危急時刻，俄國人伊萬諾夫甚至建議宰殺大象度過難關。但靈玉訓斥了他，大象是我們的隊員，誰也不准打大象的主意。靈玉對所有隊員宣布說。

對這場中南半島史上空前的***，現在的「史學家」們多有不同的解讀。「史學家」三字之所以加引號，是因為有的學者（尤其是西方學者、國內某些學者）完全是出於政治目的，是戴著意識形態的有色眼鏡，在解讀真實的歷史。

60年代和平時期，高棉勉強能夠糧食自給。1966年，高棉全國糧食總產量250萬噸，人口600萬左右。到1970年，全國人口達570萬。當時中國、蘇聯、法國及國際社會對高棉有大量的援助，金邊當時被稱為「東方小巴黎」。

1970年，在cia操縱下，追隨m國的朗若及施里瑪達右翼勢力發動政變。西哈努克流亡北京，從此高棉陷入內戰。從此，和平的高棉人民一下子陷入戰火和長期的苦難之中。

高棉國土面積小，是個落後的農業國，戰亂迅速摧毀了羸弱的國民經濟。到1972年，全國糧食產量降為80萬噸左右，1974年又下降至64萬噸，***迅速蔓延至全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