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德雙之所以如此，不為其他，只為名聲而已。

因為在華夏傳統商業歷史的管理遺產中，最值得驕傲和推崇的可能要算「誠信為本」了——幾乎人人都說，華夏傳統商人跟商業組織的成功，都是來自於恪守「誠信為本」的原則。

無論是有名的晉商、徽商、寧波幫等商幫，還是傳統老字號全聚德、同仁堂、張小泉等商鋪，都異口同聲的宣稱：遵守「以義制利和誠信為本」商業原則，是其輝煌商業成就獨一無二的獨門暗器，除此之外別無它法。

商業評論家們也加入到了鼓動中：財源滾滾的商業制勝之道，是來源於「誠信」的競爭能力。即使是客戶跟消費者也津津樂道的告訴我們：願意購買或消費商業產品的理由，是因為商家的「價格不二、童叟無欺」

這一切，使得我們不得不相信：華夏傳統商人跟商業組織的成功，來自於「誠信為本」的商業理念跟原則；而華夏傳統商人和商業組織的成功史，就是一部「誠信」競爭史。

然而，我們被蒙蔽的好苦，因為華夏傳統「誠信為本」的商業原則，與我們今天所說的「遵守規則、公開公平」的市場信用原則，完全是驢唇不對馬嘴的兩回事。

事實上，華夏傳統「誠信」是一種人格信任，而非制度信任，君臣恩義、父子孝義、朋友俠義，都大於社會的規則和正義。

「誠信」所遵循的是基於熟人之間的「私德」，而非基於社會規則制度的「公德」，這是一種人格、親情、熟人之間「投桃報李、你來我往」的華夏式的誠信，它不但不支撐現代商業市場公平公開的信用規則，相反，備受贊賞的「代君受過、替父隱惡、為友殺人」的傳統誠信道義，體現在商業競爭中，就成為了鼓勵破壞市場公平公開信用規則的行為。

因此，真實的華夏傳統商業競爭史，並不是一部「誠信競爭史」，而是一部「權謀競爭史」。

當百年西方管理已經使用計劃、戰略、效率等詞語，描述企業的方向與競爭能力時，百年華夏的傳統商人跟商業組織，卻一直堅信，並宣稱：只要遵循「誠信為本」的原則，利潤就會滾滾而來！

但是，不得不說，在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華夏傳統商人雖然一直高聲宣稱必須「誠信為本」，但要想搞懂它的確切含義，卻並不容易，因為「誠信為本」在進入新世紀之後，已經成為了一個概念模糊不清的口號。

一般來說，對於它的解釋，是來自傳統商人兩條鐵打的生意規矩，一個是誠信，一個是不欺，顯然，這是以同樣的模糊性來解釋模糊性；而另一些解釋，譬如誠信就是「言必信、行必果」、「人無信不立，事無信不成」，則更是令人摸不著頭腦的詞語。

這也再次體現了華夏傳統邏輯思維能力的弱化，一些概念常常處在「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境界中，需要個人慢慢的感悟。

誠信為本概念本身內涵與外延的模糊性，使得我們只有通過解讀具體的傳統商業行為，才可能尋找到誠信為本的真實含義。

在華夏傳統的商幫「晉商」中，廣泛流傳的一個「誠信故事」是：當年一位貨主在晉商店鋪中寄存了一批貨物，貨主因種種原因而導致多年未取——按照現代企業管理法律合同條款而言，此事如果就此結束，即不存在欺詐問題，也不存在誠信的問題。

但是，顯然晉商認為這是「不誠信」的行為，它的做法是千方百計、歷盡辛苦的尋找到了這位貨主的後代，直到若干年後，終於找到了這批貨物主人的兒子，並把這批貨物親手交給了他——直到這時，才是華夏傳統商人所認為的「誠信」的實現跟完成。

我們終於從華夏傳統商人的誠信故事中，發現了「誠信為本」的真相——即華夏傳統商業的「誠信為本」原則，並非是遵循純粹意義上的商業契約原則，而是遵守人際關系交往中的社會道德原則；更准確的說，華夏傳統商人所恪守的「誠信為本」，並非是描述商人與客戶之間的法律「契約關系」，而是上升到了一種人與人之間的「感情關系」。

顯然，對於華夏傳統商人跟商幫來說，僅僅遵守市場交易商業原則的底線，並非是他們眼里的「誠信」，只有而且必須超越這個商業底線，進入到道德原則領域來衡量誠信，才算是華夏傳統商人眼里「誠信為本」的本意。

說了這么多，相信大家已經猜到盧德雙的立意，他就是想要通過對何軍的一諾千金，建立起大家對他的一個信守承諾的印象。

千萬別小看這個印象，在人類社會的各種交往活動中，存在著「人格信任」和「制度信任」兩種基本的信任方式，一般來說，在交易性的商業交際活動領域中，所遵循的是契約、合同、規則等「制度信任」原則；而在非交易性的人際交往活動領域中，譬如家庭關系、鄰里關系、朋友關系、商業關系等等，則是遵循人品、道德、情感等「人格信任」原則。

雖然「人格信任」和「制度信任」，在現實生活中常常相互交織在一起，但是二者之間卻不能早不同領域隨意性的取代或替換；在商業交易領域，如果以朋友義氣取代制度規則，就可能引發商業糾紛的惡果，而在人際關系的非交易領域，如果父子兄弟間以契約合同維系義務關系，同樣是可笑的做法。

借用梁啟超先生「公德」與「私德」的區分法，華夏傳統商業所恪守的「誠信為本」原則，所遵循的是人格信任的「私德」、而並非社會秩序的「公德」。

華夏傳統社會是一個農業文明下的鄉土社會，每個人幾乎都是熟人，都有程度不同的私人關系，因此，「熟人網絡」關系成為了事實上的傳統商業圈；在這樣的「熟人商業圈」里，情感投入、信守道義、和氣生財，成為了最重要的商業原則。

雖然華夏傳統的「人格信任」，看起來是那么的溫暖、感人、充滿人情味，但卻混淆了一個重大的，基本的商業原則，即商業活動的基礎必須建立在遵守市場信用基本原則上、而不是建立在私人感情的道德基礎上。

顯然，華夏傳統商人的「誠信觀」，並非是今天市場意義上的「守規矩、講信譽」——事實真相是：華夏傳統商人跟商業，從沒有將「客戶」作為唯一的利潤來源，而是將各個社會階層的「人」，譬如官員、權力、壟斷等等各類可能產生「利潤」的人或事，都視作了利潤的渠道來源。

在這種利潤來源的認知中，面向市場「價格不二、童叟無欺」式的「制度信任」，並不會帶給華夏傳統商人帶來豐厚利潤和商業成功，而是只有面向熟人「投桃報李、你來我往」式的「人格信任」，才是巨額利潤來源的真相。

當然，這樣的誠信觀，帶來的效果，肯定是有好有壞的，但是在華夏這個人情社會里，還是很流行這種誠信觀的，大部分華夏的商人，不僅僅是國內，港台兩地的商人也是相同，彼此合作的時候，最重視的肯定是對方的人品，其次才是商品。

所以，用五百萬，換來一諾千金的名聲，這是盧德雙做過最劃算的一筆買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