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之世，諸侯王從驕縱到守臣節，這與中央的政策密切有關。

前漢初，劉邦「懲戒亡秦孤立之敗」，為穩固政權，大封宗室為王，欲以之為藩輔，拱護京都，宗室由是蓬勃發展。文帝後，宗室勢大，與中央抗衡，於是朝廷又開始大力限制宗室，經七國之亂，又經武帝整治，宗室遂轉衰微，到西漢末年，已是「宗室衰弱，外無強藩」，「中外殫危，本末俱弱」，使得王莽「無所忌憚」，於是篡漢。

東漢初年，光武皇帝鑒於王莽篡漢的教訓，曾一度放松對宗室的限制，但東漢初與西漢初不同，客觀形勢不需要光武皇帝像高祖那樣靠利用宗室來鞏固政權，所以不久後，光武便在西漢基礎上繼續致力於限制宗室的各項政策，「諸侯禁綱，日月增密，末世衰微，遂以卑弱，宗室懼於罪敗，同姓挫於庶民」。對宗室的管制越來越嚴格，宗室憂懼獲罪，所以謹小慎微，在朝廷的支持下，國中的吏員嚴苛地監督宗室，從某些方面來說上宗室還不如庶民。

不過，中央對宗室倒也不是一味的限制，宗室衰微了，中央不必再擔憂地方反亂，可是沒有了宗室為羽翼，自就會有別的人起來擅權亂政，乃至舉旗造反，「一夫攘臂，故以能亂天下矣」。故此，為了漢室江山，當朝政不穩的時候，中央也會利用宗室。

東漢中後期，外戚、宦官勢大，交替執政，大權旁落，遂從桓帝起又開始重用宗室，劉淑因得以躋身天下名士的領袖「三君」之列，與竇武、陳蕃齊名。漢末靈帝時，天下大亂，宗室越發得到重用，劉虞、劉焉、劉岱、劉表、劉璋、劉繇、劉備等遂或被拜為公卿，或登州牧、刺史之位。建武元年至延熹三年，百三十多年中宗室任公卿者只十余，而從延熹四年起，每當公卿缺員，皇帝常欲用宗室，從延熹四年到中平元年，二十三年間，宗室為公卿者至少十一例，又從中平元年到初平元年，六年間，宗室為公卿者達十七例。

宗室對自身的政治地位太過低下本就不滿，在朝廷改變舊例、重用宗室後，他們也積極地給以配合，參與到政治中去，靈帝建寧元年，竇武謀誅宦官，宗室參與者有六人，漢末的諸劉就更不必說了，或參與討董，攻擊不臣，或以復興漢室為己任。

終兩漢之世，中央對宗室的態度可概括為：限制與利用，從利用到限制再到利用，政局穩定時就限制，不穩定時就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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