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距離太平軍從關內班師已經過去一個多月時間，而徹底進入深秋最後一波的收獲時節了。因此，到處都可以看見堆得老高金燦燦的麥垛和草倉。而在收割後又重新翻過的田土里，也滿是挽牛拉車播種冬麥的身形。

相對於這片熟悉而親切的場景，之前來自長安城里勾心斗角，都仿若是很遙遠的事情了。用某只大佬「黑曜聖石」的話說，只有高尚的目的，才能促成高尚的手段，有了高尚的目的，才有無窮的動力。

而不是讓原本追求的理想和遠大事業，在各種打著權謀、機變旗號的「權宜之計」和苟且手段下，迅速墮落和蛻變成為個人私利張目的工具。

畢竟，眼下太平軍已經擁有相對狀況良好的農業基礎、足夠規模的市場和流通貨幣；有良好的技術指導和專業人才培養體系、充足的勞動力剩余、以及相對豐富的原材料來源。

根本犯不上像其他人想象的那樣，再沉溺於營鑽這些，明顯屬於夾縫中求生存的弱小實力，才需要出奇行險或是投機取巧、奇巧詭詐的偏枝末節之道。

比如：後世中國品質最好含量在50%以上的大冶鐵礦（鄂州），和石碌鐵礦（海南），都在太平軍的治下。雖然目前只能進行露天和淺層的開采，就連像樣點的深井都打不了，但已經足以滿足這個時代絕大多數需要了。

目前大都督府最大的問題就是，從山南到峽江道、再到江東、再到關中的連軸轉下來接連用兵不斷，讓大量社會資源不可避免的傾向於軍事體系運轉。

結果，就是社會上開始魔漫開一種輕兵言戰的浮躁和激進氣氛，乃至有輿論鼓噪說長安即下洛都亦在不遠，那平定天下就在眼前之類的盲目樂觀了。

另一方面則是社會資源的偏移效應。除了大都督府主導下的道路、水利和信號塔通訊等主要項目之外，其他地方建設和再生產投入，都不可避免受到緊縮式的影響。

比如，在一些新占領區的屯庄開拓項目當中，所需基建物料和配給工具的生產計劃，都被排到了來年乃至大後年去，這無疑是嚴重不合理的事情。

還有就是大都督府控制下城邑中的基礎設施和社會職能的配套，也出現了鋪設不到位和人手、物資供應不足的好些缺口。正好以沿著湘水、漢水和大江兩岸城邑為基准，越是深入內陸出現的問題就越多。

其中，像是用來防治雲夢大澤水系和洞庭、鄱陽、太湖流域，圍圩造田開拓當中多發的血吸蟲病的酒石酸銻，克制農作物病蟲害的波爾多液，禽畜防疫的石灰硫磺合劑，野外作業的雄黃水、除蟲菊都開始供不應求。

因為隨著戰後的清戶丈田工作，陸續涌現出來的需求遠比預期的還大。這也就是太平軍政權，決意拋棄了舊有體系和現成架構，在全新的框架之下篳路藍縷另起爐灶的必然過程和產物。

如果能夠對豪強大戶等掌握了社會底層的舊勢力稍加妥協，那自然就可以省事省心的只求最終結果；而把其中底層人民產生的痛苦和附帶損害，當做必然的代價和消耗品好了。

所以說一千、道一萬，這些苗頭和問題，都需要周淮安親自做出表率，以為梳理和整頓、引導眼下的整體發展趨勢，重新回歸到側重民生和基建的日常態來。

畢竟，戰時體制固然一時爽，但是如果剎車不住的話，自爆掉也是分分秒秒的事情；君不見以虎狼之師掃平天下、統一六國卻二世而亡的秦帝國，骨頭都不知道了爛了多少代。

但是，比較讓周淮安有些意外的是，在回歸之後太平軍治下；卻又掀起了一陣進獻家學，乃至私人藏書、文著的一陣新浪潮。作為對口的宣教司和大講習所，最多的時候一天可以收到幾十部的書著和獻文。

自三國南北朝以降的士族門閥雖然已經腐朽墮落，但是多少還是得以傳續下來一些東西，也就是所謂「家學」。

代表了這些長期把持和壟斷社會中上層的門第和閥閱，所流傳下來古代經典的治學成果和為官治政的經驗積累。

這也是他們得以在世世代代的以壟斷政治資源，又在科舉和選官體系內得以贏在起跑線上的憑據。然後這些家學又隨著族人四處的開枝散葉和代代出仕之後添注、增補，已然形成一個個相對可觀的規模。

只是隨著士族門閥制度不可避免的走向衰微之路。待到了唐朝之後這些家學的發展和演變，也幾乎伴隨這有唐一代階梯式的政治形態和社會變革過程。

比如，正處於初唐貞觀之治到開元盛世的期間，伴隨著鄉試制度乃是國家扶持的官學盛行一時；乃至州縣學官到國子監、太學的體系，成為科舉進士的主要正途和優先錄取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