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這三部還要各出一千弓馬俱全的控弦之士，加入到周本的軍事序列當中去，作為附從的輔卒騎兵大隊聽效上一段時間；再送出族內同樣數量的少年來，送到關內來接受童子營的編練。

畢竟，在草原之上一雞死一雞鳴才是最基本的常態，就算是把黨項人全部殺光滅絕了；但是留下來無主空白的草場牧地，自然還是會有新的塞外部落，繼續填補進來。

然而，若是從內地征發百姓和軍隊去屯墾的話，因為草原地帶普遍相對土地貧瘠而產出匱乏，再加上道路和通訊條件落後的緣故，也會讓維持相應存在的成本，一下子劇增道令人難以接受的程度。

這也是大多數封建時代中原政權所要面對的類似問題；在相應的生產力和動員能力，達到軍隊投放和維持邊界的及限制後，就算再大的戰果也就無法轉換為相應的疆域擴張的利益，反而變成拖累和削弱國家實力的弊端。

因此，還不如暫時維持一部分實力大損，卻相對熟悉地方情況，對於太平軍有足夠的敬畏和服從之心的本地藩部，繼續保持一定的存在感，來排斥和驅除掉那些陌生部落遷入所導致的意外因素。

當然了，雖然在歷史上被戲稱為臟唐亂漢的說法，但從某種意義上嚴格說起來，有唐一代的邊塞政策和對外方略，也是歷朝歷代最為積極進取和卓有成效的；比如比如貫穿了有唐一代的延邊城傍制度。

也就是用被擊敗和征服的東西突厥、後突厥、鐵勒、薛延陀、回鶻、契丹等塞外部落，提供牛馬來源、充當延邊軍鎮的仆從軍和建立類似邊境緩沖區的存在。

雖然其中也不免因為用人不當或是內部斗爭等因素的牽制和拖累，導致了有好幾次大型翻車現場；但只要中土政權本身保持足夠的穩定，便每每都能夠依靠雄厚實力和龐大體量，從頹勢當中給糾正過來。

因此，哪怕到了唐快要滅亡的前十幾年，還是能夠一紙詔書輕易的召集起五路大軍，把在代北舉起叛旗的沙陀朱邪氏族，給硬生生打成了只身遁逃的孤家寡人；還能在南方收復被南詔入侵的安南之地，並且打得對方遣使求和。

而作為諸多更替的城傍部族勢力當中，得以延續到五代時期的兩支族群；無論是雁代的沙陀人還是鹽夏的黨項人，都已經完成了相當程度的半馴化；而活躍在圍剿黃巢起義軍的戰場當中。

所以到了五代之後，以李唐繼承者自居而建立後唐的沙陀軍事集團，干脆就與中原各地軍閥已然毫無差別；而到了黨項李元昊的時代為了割據建國，還不得不生造文字和風俗傳統，推行逆向的黨項化。

也可以說，唐代的對外攻略和草原政策的執行效果，除了後世通過輸入（對中下層）喇嘛教和梅毒，和（上層）聯姻手段，來完成長期羈縻和控制草原的滿清政權之外，甚至還要比漢朝更進步一些。

畢竟，有唐一代雖然出過好些奇葩的例子，但始終就沒法像外來的滿清統治政權一樣；世世代代的把女兒嫁到蒙古部落離去，再用身材五短大餅麻子臉（天花、鼠疫重災區後遺症）的蒙古女人，不斷填充自己的後宮。

最終，把蒙古草原上有點字號的大大小小各部頭領們，都變成「舅甥之親」「皇族外家」；而從血緣和名分實質上，完成所謂「滿蒙一體」的基本羈絆體系。

其中尺度最大的，也不過是唐中宗把自稱漢李陵之後的黠戛斯人，認作遠藩同宗而親貴非別族可比的笑話；以及以河曲之地為金城公主入蕃的陪嫁，導致唐蕃反目之後持續流血多年，才重新奪回來的慘痛代價。。。

至於在檀淵之盟中與入侵的遼聖宗結成兄弟之國，供奉蕭太後為長輩而以歲幣維和；在三川口之後和裂土建國的西夏，變成兄弟之邦再交一筆歲幣做添頭的惶惶大宋，還是不要拿出來丟人現眼了。

因此，短時間內太平軍也只要有所保留和維持，部分舊有的延邊政策和既成事實；從軍事上重點和優先維持住幾個關鍵節點，再在日生生活所需和牛馬羊產品貿易等經濟命脈上進行間接控制。

所以，暫時給這個幾個黨項氏族的定位，就是提供牛馬和皮毛制品好了。而太平軍甚至會派出獸醫和專門的手工匠人進入他們的部族，指導相應的定居化和圍欄式畜牧生產，以及後續骨肉奶皮毛等產品的利用率。

等到日後基本交通基建和通訊狀況大衛改善之後，再進行較大規模的調整和改造，到時候對方如果已經習慣和適應了太平軍所刻意維持的經濟體制，也就更沒有什么反復和抵抗能力了。

就像是後世牛氣哄哄的霓虹電子工業和制造業，其實是作為燈塔國的產業體系配套，而發展出來的偏科產物一樣；又好比那支所謂海上自衛隊，其實就是燈塔國駐留亞洲軍事體系中，配屬航母集群的防空分艦隊角色一般。

想到這里，周淮安突然又對如今遠在西南南詔國內的局勢，多少產生了一些興趣，而對著左右吩咐道：

「去給我找來黔中的最近戰報和相應進度，還有曲承裕等人的定期匯報。。」

——我是分割線——

而在遙遠隴右道的腹心之地，日月山/赤嶺之下的原野中，已然是廝殺震天而轟鳴不斷了。就在遠處的高山之間，隱約可見三面懸崖萬仞，只有一條道路盤旋而過的天下絕險——石堡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