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延潮笑著道：「陛下，事功之學與心學，理學，確有長短。請讓臣一一為陛下道來。」

「理學，事功兼顧於內聖外王。這一點上心學不同，心學之難，難入世之難，難在『致良知』是否就是『天理』？理學所言天理，天理在於一，然而『致良知』在於個人內心的良知，這二者是不是能統一？或者如何能統一？誰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今年心學日漸援禪入儒，趨於出世之學。所以當今儒家里講治世之學的，唯有理學以及事功之學，而此道二者不同。」

天子一笑問道：「林卿所言治世之學不同，是否就是國策之爭？」

林延潮道：「臣不敢談國策，但學問在於經世務實，在於學以致用之道。春秋戰國時天下紛爭，戰亂不止。為了救天下故而百家爭鳴，孔，老，庄，墨，楊，韓都提出拯救天下的辦法，並創立流派。」

「然而到了最後，大部分學說，只是口頭功夫，不能落於實地，無法經世。唯獨法家之學乃實學，秦用法家滅六國，四海一。然而秦朝成也法家，敗也法家，秦對百姓的竭澤而漁，最後釀成了烽煙四起。」

天子笑著道：「朕知道，故而漢一改秦制，援引儒學，但卻不是後來儒生所言，罷百家而獨尊儒學，當年漢宣帝曾對太子言道，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

林延潮道：「陛下所言極是，不過漢初時，為了休養生息，朝廷實行黃老之術。黃老之術說白了，就是治大國如烹小鮮。」

黃老治國，開創自由經濟之先河，用今天話來說就是『小政府，大社會。』

林延潮又道：「漢文帝在位時，免征農稅，而且是連免十三年，試問陛下，此舉今日可以效之嗎？」

農業稅從古至今都是政府稅收的大頭，占一個國家收入的九成，張居正變法，主要就是清丈田畝，目的就是為了增收農業稅。

聽了漢文帝連免十三年農業稅，天子默然半天，然後道了一句：「不能也。」

事實上以大明現在的財政，不要說停征農業稅一年，漕運耽誤個幾個月，明朝基本就玩完了。

李自成打進北京城時，裹眾百萬，其中本部人馬不過五六萬，其余都是明朝降軍。這些明朝降軍多年沒有俸祿，他們隨李自成進京與其說是造反，用武裝討薪的說法更合適一點。

據說李自成當時也是騎虎難下，於是密謀與崇禎談判，只要崇禎肯給一百萬兩，兩家劃地而治，大順軍還能幫崇禎外平遼東，內壓其他叛軍，但崇禎就是拿不出錢來。

林延潮道：「臣也以為不能，可是漢用黃老之術，老百姓固然無憂，但朝廷卻不能如秦朝般組織起六十萬軍隊，送到幾千里外打戰，所以要打敗匈奴，又須用法家。」

天子一聽頓時眉飛色舞道：「正是如此，要不是要養著邊軍五六十萬，否則朕早停了漕運。」

天子本來是想說停了農業稅，但想想腰包，立即改口說停了漕運。

林延潮笑了笑繼續道：「漢武帝時，董江都提出儒法合流，創『天人感應』之說。之後漢家方行儒表里法，用儒家來教化百姓，但治理國家的還是法家一套。這也就是漢宣帝所言王霸之道雜之。」

「譬如陛下常看奏章里所言『聖朝以孝治天下』，然而陛下坐穩這天下，單純憑的是忠孝二字嗎？」

林延潮這話說的不客氣了，但這不是大庭廣眾，天子倒是喜歡林延潮撕破文臣那滿臉道德的面孔，與他說幾句體己話。

天子笑了笑道：「都說了王霸雜之，這忠孝二字就是王道。」

林延潮又道：「誠然也，因此法家用於朝堂上，儒家用以民間。然而程朱創理學後，著重強調治國平天下，將提倡個人道德修養的儒學搬到了廟堂上，到了聖朝，太祖用理學為國策。」

天子道：「林卿，你講了這么多朕都知道，但這又與重農抑商又何不同？」

林延潮道：「這正是臣現在要講的，陛下，理學，法家都講重農抑商。但略有不同，法家講重農抑商，乃是將經商之利收為國有，比如漢時收鹽鐵之利，宋時收茶酒國有，後來王相公變法，都是不增加百姓稅賦，而富國藏，此所謂民不加賦而國用足。此道就在於重農抑商，這也就是法家一貫提倡的『利出一孔』。」

天子長嘆，張居正變法，主張也是在於『民不加賦而過用足』。

天子怕林延潮看出心思，立即道：「但儒家講穩定，維護禮制，為何也講重農抑商呢？」

林延潮笑著道：「因為儒家也要變法啊？」

「變法？」天子訝然。

林延潮笑著道：「當年王莽改制就是采用儒臣所言的變法，儒家之變法就在於復古。王莽改制，為了恢復至周時的井田制，最後卻失了天下。後世儒家卻撇清干系，言過不在己，而全在於王莽。」

天子點點頭，林延潮這話說到他心底去了，手下這幫大臣們是什么尿性，他再清楚不過了。

林延潮道：「當今之天下，理學們以為朝廷是談不上是好的，至少較於井田制，但至少比有大臣要變法好，故而理學趨於保守，也是傾向維護既得利益。」

天子恍然然後道：「難怪林卿言要變法，此舉在於通商恩工，然後為了國家開源嗎？」

林延潮道：「陛下，正是如此，重農抑商的國策，乃法家提出，在於讓國庫充實，但本朝的重農抑商，變成國不與民爭利，反而令朝廷窮百姓也窮。」

林延潮說到這里，不再說了，因為下面的話就不是能和天子直言了。

反觀天子卻有些解惑，他感覺當初對林延潮的變法，他是有些誤解了。

工業革命時英國，人口差明朝三十倍，而國家收入卻差不多。

張居正變法，就是用國家向逃稅的官紳集團開戰，經他變法太倉銀收入從原先兩百萬一年，到了六百萬一年，雖說這六百萬，有部分是原來糧食改用白銀繳稅，但也是成效顯著，給國家續了命。

但是張居正的路，林延潮要不要再走一趟？

身為穿越者，當然是認為展生產力比改變生產關系更重要。

重農抑商，導致穩定壓倒一切，如此抑制了人口的流動，信息的傳遞，沒有一個商業社會，什么工業革命全部免談。

但是一個農業國家，要轉型成商業社會，需要什么？

對於明朝而言，很多條件都已經成熟了，去蘇杭，南京走一走，看一看就可以知道什么是資本主義的萌芽。

那下面呢？路要怎么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