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才是儒法兩派幾百年來在一個小小的直躬案上你來我往，大打出手的根本原因——因為這個案子，早就已經不在直躬之案的細節上，甚至不在直躬案本身上了。

因為，這干系到了孔子、曾子以及曾子之父。

這個事情，是這樣的。

大約在數百年前，春秋之時，孔子周游列國，來到一個叫葉邑的地方。

葉邑的主人，是一個叫葉公的士大夫，也就是成語葉公好龍的主人翁。

這位葉公自然很有錢，起碼，在春秋時期屬於那種有錢的名人。

而孔子師徒，周游列國，來到葉邑這個楚國的地盤時，早就窮得響叮當了。

在這之前，孔子甚至陷於陳蔡之間，窘迫到了，弟子們偷來羊，烤熟後送給孔子，孔子不問來源，接過來就狼吞虎咽，弟子們偷來衣物，孔子同樣也不問來源，接過來就穿。

而到了葉邑後，孔子師徒雖然沒有這么窘迫了。

但卻也好不到哪里去。

所以，某天，一只羊跑到了曾子的父親曾點的院子里，自然，這只可憐的羊被直接開膛破肚，祭了五臟廟。

但不巧，葉公知道了這個事情，於是上門找到孔子。

葉公是個要面子的人，當然不好直接質問：你們偷了我的羊，給我個說法。

他就轉著圈子對孔子說：「我們這里有個叫直躬的，他爹偷羊，於是將其父舉報……」

孔子自然已經通過曾子（曾參）知道了這個事情，同樣，孔子也是個要臉皮的，哪里肯讓自己的弟子成為小偷（那樣，他豈非就成為了小偷的師傅？），於是就狡辯道：「在俺們哪里不是這樣的，父親給兒子隱匿過錯，兒子幫父親遮掩過失，這才是真正的直率坦白，君子之行啊！」

總之，這個故事就是這樣子的。

一切，都只是當時的特殊形式下，一場有關面子之間的紛爭。

但，到了幾百年後的今天，這個事情，就成為了儒法之間的大問題。

甚至，成為儒墨之間百年的口水戰中的一場焦點戰役。

墨翟當年甚至諷刺孔子說：夫飢約，則不辭妄取以活身；贏鮑，則偽行以自飾。污邪詐偽，孰大於此？

意思就是在飢餓困頓之時，不惜妄取以求生，在飽腹有余之際，就用虛偽來粉飾自己，裝扮自己，這個世界上還有比儒生還無恥的人嗎？

順便說一句，墨翟對孔子的態度，是諸子百家的先賢里最不屑的。

墨翟先生在世的時候，直接稱呼孔子為『孔某』，其不屑如此，墨家的門徒自然有樣學樣。

譬如曾子，被墨家門徒稱為『曾盜羊』，子貢、子路，被稱為『亂貢、賊路』……

總而言之，孔門七十二賢，在墨家眼里，就沒有一個好東西……

哦，或許有，冉求，是個特例……

但也就是如此了。

到法家，由於子夏先生的緣故，客氣了許多。

但在意識形態和屁股，以及追求上面，卻是南轅北轍了。

這是因為儒法追求的理想不同。

儒家，要求的是恢復三代之治，以齊周政，最好把井田也復活了，這樣，儒家就認為世界將沒有混亂、戰爭、苛政。

百姓也可以相安，天下可以太平。

但法家卻認為，這是在做夢！

國家不強大，軍隊不強大，就要被人宰割。

而要國家強大，軍隊強大，就要富國強兵，為了富國強兵，就必須集權，必須用嚴密的法律和充分的物質獎勵來激勵百姓，使得人人都為了國家，為皇帝而戰斗。

在這樣的情況下，直躬案，就變得分外的刺眼了。

對法家來說，居然有人膽敢隱匿犯罪分子的罪行？簡直是無法容忍和不能接受！

必須干他丫！

因為千里之堤毀於蟻穴，法家很清楚，一旦有人可以借口父為子隱，子為父隱，那么，遲早，就會擴大到整個家族，然後宗族。

這樣，家族利益和宗族利益，就凌駕於國家利益和君王利益之上，法律的尊嚴更會盪然無存。

而儒家卻覺得，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夫夫婦婦，是一切的核心，不變的真理。

若是一般的小罪，譬如說，偷盜、搶劫、女干x，或者偷稅漏稅什么的，父子、夫妻、兄弟之間當然要互相包庇和保護了。

除非此人，喪心病狂到了悍然要去破壞國家，禍亂天下的地步，不然就絕不提倡，甚至是反對家庭內部的成員檢舉他人的罪行。

另外，這也是儒生們立足的根基之一。

南方和三河地區的地主貴族們為什么支持儒家？

還不就是儒家提倡和推崇大家族，大宗族，並且維護大家族、大宗族的利益。

但可惜……

劉徹望著儒家的這些巨頭，這些博士，這些精英們，暗自搖了搖頭。

漢室和劉氏，最討厭的就是大家族、大宗族了。

因為這會削弱國家的力量，影響國家的稅收、徭役乃至於軍隊的戰斗力。

原因很簡單，漢室除了口賦田稅以外的其他稅收、徭役、兵役，都是按照戶口來征收的。

一個五口之家和一個十口之家的差別，意味著國家的力量和財力減少了一半。

而一般的大家族，通常都是幾十口甚至數百人聚集在一起。

這等於，大家族大宗族是在挖國家的牆腳來肥私！

是以歷代劉氏天子，對於大家族大宗族，深惡痛絕，想盡辦法，用盡手段的將之拆散。

在政壇上，更是極力鼓吹『一夫狹五口而治百田』的理想社會模式。

具體到劉徹身上，對於大家族和大宗族，更加不喜歡。

在他眼里，每一個大家族、大宗族都是隱患，都是未來的定時炸彈。

恨不得全部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