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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團的正使叫做小笠原長行，乃是幕府的「老中」；副使有兩位，一位叫栗本鋤雲，銜頭是「外國奉行」，一位叫小栗忠順，銜頭是「軍艦奉行」。

「老中」是幕府的最高行政長官，輔助征夷大將軍處理一切政務，大致相當於中國的軍機大臣。和軍機大臣一樣，「老中」也不止一位，常設三至四名，地位最高的叫「大老」，猶如中國的軍機領班。不過，「大老」不是常設職位，安政七年，即186o年，「櫻田門之變」中，大老井伊直弼被刺死，之後幕府就沒有再任命「大老」了。

「外國奉行」即相當於「外交部長」，「軍艦奉行」即相當於「海軍部長」。

使團帶來了幕府正式請求中國出兵「助剿」的國書，以及天皇准許幕府向中國提出這個請求的「敕許」；幕府指授使團簽署抵押借款協議的授權書，還有德川家茂寫給關卓凡個人的親筆信。

按照日本的幕藩體制，天皇是不可以直接和外界、當然也包括外國打交道的，什么話都得幕府和外面去說，簽了協議，再跑到京都去請天皇「敕許」。

乍一看，這個「幕藩體制」，和近現代國家的君主立憲頗有相似之處：幕府是政府，天皇是國家元，「虛君」，「敕許」——就是簽個字，不過是履行通過法案的最後程序。

但實際上，兩者根本不是一碼事。

近現代國家的君主立憲，君主和政府是二而為一的。政治體制是一元的。簽署法案是君主的法定義務；但「幕藩體制」是一種純粹的二元政治結構。在法理上，天皇和幕府，京都和江戶，是相互獨立的，簽署法案並不是天皇的法定義務。

事實上，法案沒有天皇的簽署也照樣可以推行；只是有了天皇的簽署，這個法案理論上才具有完整的效力。

而天皇肯不肯簽署這個法案，即是說天皇聽不聽幕府的話。完全取決於幕府的勢力是否足夠強大。

這個「是否足夠強大」，不是相對於天皇而言，「公家」——即天皇和他周圍的貴族公卿，是沒有自己的武裝的，就是說，「公家」勢力的絕對值，幾百年來都是不變的。

幕府的勢力消長，是相對於「幕藩體制」中的「藩」，即大名們而言的。

江戶時代的早期，幕府對大名占有壓倒性優勢。天皇就很乖，將軍說啥就是說。完全是個橡皮圖章。江戶後期，幕府逐漸走弱，特別是進入十九世紀以來，幕府財政愈來愈困難，「掌控天下」愈來愈力不從心。相反，「雄藩」們，特別是幾個外樣大名，如長州藩、薩摩藩、土佐藩，卻愈來愈強大，此消彼長，天皇開始不聽話了。

究其竟，不過是對於天皇來說，外邊有了強援，可以拿來平衡幕府的勢力；對於「雄藩」來說，可以挾天子而向幕府要求更多的權利。

比如，貝里「黑船來航」後，永嘉七年，即1854年，日本和美國簽的《日米和親條約》，也即《神奈川條約》，根本就沒經過什么「天皇敕許」；但到了安政五年，即1858年，要簽《日米修好通商條約》的時候，眾議洶洶，幕府覺得自己一家子吃不住勁兒，就跑去找天皇簽字。

沒想到孝明天皇鬧起了別扭，死活就是不肯簽。最後幕府沒法子，時任「大老」的井伊直弼，在沒有天皇「敕許」的情況下，硬是和美國人簽了約。結果輿論嘩然，政敵借此群起攻之。井伊直弼乃興起「安政大獄」，大肆打壓反對派，也因此種下了日後「櫻田門之變」被刺殺的肇因。

所以，這個「天皇敕許」，不是那么容易拿到的。特別是第二次長州征伐，和第一次征伐長州頗有不同。第一次征伐長州，是因為長州藩進攻皇宮，地道的「亂臣賊子」，幕府討之，師出有名；這一次頗有人以為師出無名，不能算是「義師」，更何況還要向外國借兵？那不成了「里通外國」了嗎？

但正因為如此，才更要拿到這個「敕許」。今時不同往日，如果沒有這個東東，長州藩更可高呼：「幕府才是亂臣賊子！」

看幕府的國書，言辭懇切，但謙而不卑。里邊自稱日本為「小國」，而稱中國為「大國」。關卓凡微微一笑，心說這個言下之意，是中、日只有大、小之分，沒有上、下之別，日本不是中國的藩屬，兩個國家是平等的。

再看德川家茂的親筆信，自稱「弟」，極美關卓凡之功勛，表示要和貝子同心協力，奠定兩國兄弟邦誼萬世不易之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