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崎。

啟程歸國的前一天晚上，關卓凡以一向的習慣。擰亮煤氣燈，攤開紙筆，做「階段總結」。

長州藩覆亡，倒幕派皇族、公卿團滅，日本的倒幕力量被重重擊倒在地，短時間之內難以翻身爬起。本時空，永遠不會再有「明治維新」這四個字，類似的革新被無限期地後推，在中國重新崛起於世界的東方之前，來自日本的可能的干擾被最小化了。

幕府有可能扮演原時空明治政府的角色嗎？

不可能。

就像之前分析過的那樣，幕府的「改制」，就是換湯不換葯，就是在肌體的表面塗抹一點紅葯水，皮膚下面，什么也沒有改變，骨子里就更加不用說了。二次長州征伐，「西法」訓練的幕府軍的表現，完美地詮釋了這一點。

某種意義上，幕府的「改制」，還不如原時空中國的「洋務運動」。中國好歹名義上還是個中央集權國家，而按近現代國家標准，「幕藩體制」的日本，甚至不能算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國家。

不廢「幕藩體制」，日本永不可能邁入近現代國家的門檻；可是，「幕藩體制」是幕府的生存根基，廢「幕藩體制」，日本可能新生，可幕府就是自殺了。

所以，幕府統治日本一天，日本沒戲一天。

但是，幕府不可能長時間地有效地統治日本。

迫在眉睫的危機解除，幕府上下興高采烈，以為「天下從此大定」。但關卓凡卻認為，幕府只是暫時渡過難關，按下葫蘆浮起瓢，第一個火頭暫時熄滅了，第二個火頭很快就會燒起來。

這「第一個火頭」，是地方武士向幕府奪權；這「第二個火頭」，則是來自於底層人民的反抗。

天保四年，即1833年，日本各地大飢，史稱「天保飢饉」。飢荒持續至天保八年，即1837年，情況惡化，終於爆了大鹽平八郎領導的貧民暴動。

從那時開始，大大小小的「一揆」便此起彼伏，時至今日，有愈演愈烈之勢。

「一揆」，日語表示人民對領主的反抗，即「暴動、起義」之意。

這是我們熟悉不過的王朝末期的景況，而幕府的「開國」，相當程度上加重了這一局面。

西洋資本和技術的涌進，傳統手工業者無法招架，紛紛破產；生絲、棉花、茶葉等商品大量出口，導致國內物資短缺，物價因而上漲。而且這種物價的上漲具有強烈的傳導性，最終致使並不出口的大米的價格也大幅上漲。

日本國內銀貴金賤，洋商便用國際比價低廉的白銀在日本大肆套購黃金，使日本各藩藩庫的黃金儲備迅告磬。為挽救財政危機，各藩只好降低新鑄的貨幣的含金量，或者濫「藩札」——相當於紙鈔，造成嚴重的貨幣貶值。

物價上漲、貨幣貶值互相作用，使通貨膨脹愈來愈嚴重。

農民、普通市民、下級武士，都陷入了急劇的貧困化。

第二次長州征伐的龐大的軍費開支，使幕府和參戰各藩的財政狀況進一步惡化；為支付軍費就不得不增加賦稅，人民的生活愈加困苦。

第二次長州期征伐間，大和國宇陀郡、安藝國佐伯郡、贊歧國多度郡、隱歧國原田郡等地，接連爆農民暴動；大阪、兵庫，也生了城市貧民的騷亂。

就在關卓凡進入江戶內城的時候，江戶生了要求「平抑物價、救濟窮民」的「請願」事件，只不過幕府拼命捂著，沒讓關貝子親眼看到而已。

軒軍撤出日本之後，日本會生大規模的「一揆」嗎？

非常有可能，屆時，不但武士階層會參與，寺廟宗教勢力也很有可能介入。

倒幕勢力會趁機再次難，甚至奪取「農民運動的領導權」，「竊取革命勝利果實」。

日本亂一亂，關卓凡並不反對，而且，亂的愈久愈好；關卓凡反對的，是「由亂而治」，是「大亂後大治」。

還有一種可能：薩摩藩等「進步力量」無心繼續倒幕，但又不願和幕府綁在一塊下沉，於是加離心傾向，最終要求獨立。

這也不錯，如果薩摩藩們真有這個志向，不妨暗中推上一把。

當初幕府提議「封建薩摩」，島津久光不是怦然心動了嗎？

時過境遷，沒有長州藩需要「分而治之」，薩摩藩想獨立，幕府自然是不干的。那么雙方只好開打——這一次俺們中國就不參合啦——沒有外援，幕府自然不是薩摩藩的對手，仗打完了，中國出面調停，薩摩藩也就順理成章地獨立了。

其他各藩，最好有樣學樣，日本最後就變成了一個許多小國組成的地道的「邦聯」。

如是，來自日本的麻煩便永久性地消除了。

算盤打得挺響，真要做起來，難說能走到哪一步。嗯，一步一步來吧。

西征日本，直接的收獲：

從「長州滅商事件」中刮來的上千萬兩白銀。

日本海關的百分之五十的控制權——另外的百分之五十，是美國人的。

從幕府那里拿來的，一大堆日本國內商事「專營權」，「買辦」就是大浦慶了。

一女一男兩位人才。女是楠本稻，男是大村益次郎。

大村益次郎最終同意為關貝子效力——如果他不願意，關卓凡會毫不猶豫地殺掉他。這個人，反正是絕對不能留給日本的。

還有一位美女天皇。

嗯，不算少了。

（《亂清》第七卷《血櫻》完結，明天開更第八卷《無限風光在險峰》）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