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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卓凡還不知道，朝野上下，對他用田永敏這個「降人」，做陸軍軍事學校的「總辦」，會有什么反應？不過，肯定有人不以為然的——包括他的嫡系、甚至軒軍內部，大約也會有人暗自嘀咕。

還有，關卓凡永遠也不可能知道、但他又非常好奇的是：如果原時空的人們，知道了他用一個歸化的日本人，做中國第一間陸軍軍事學校的校長，又會有什么反應和評價？

對「降人」委以重任，不是多么稀罕的事情。不過，這種事情，大多發生在兩種特殊的情形下：一是戰爭進入膠著狀態，勝負難分，厚待投降的敵人，在政治上，可以起到瓦解敵人軍心的重大作用；二是政權草創之初，人才匱乏，自然求賢若渴，哪有功夫管他什么來路呢？

當大局已定，政權穩固了下來，就不能再輕易地重用「降人」了。一是厚待「降人」的政治需求已不存在，二是自身的人才梯隊已經建立起來，既沒有足夠的重用「降人」的人事需求，也要防止「空降干部」對正常的人才遞升機制造成不良影響。

關卓凡用田永敏，當然不是為了「瓦解敵人軍心」——對長州藩，軒軍始終保持著壓倒性的優勢，戰事從來沒有「膠著」過，基本沒有「瓦解敵人軍心」的政治需求，何況，■↓，他重用田永敏，是剛剛的事情，距征日結束，已經整整半年了。

那么，大清開國已經兩百余年。大局早定。政權早就……穩固……下來。呃，「自身的人才梯隊」……

呃，好像有哪里不大對勁……

時逢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帝國猶如一只老朽巨輪，一頭扎進狂風暴雨之中，使出渾身解數，堪堪闖過風最急、浪最高的險灘，現在的局面。只能說是堪堪從「風雨飄搖」中走出來，看見了天際的一縷陽光，「穩固」二字，是早早就做了明日黃花的。

帝國的人才培養、選拔機制，同樣老朽不堪。關卓凡感嘆過的中國的「人才薈萃」，僅僅是紙上富貴，或者說，最多是只「潛力股」，在帝國的人才培養、選拔機制不做出全面、徹底的變革之前，無法真正變現。

「人才梯隊」神馬的。是根本談不上的。

就是說，關卓凡面對的局面。就是不折不扣的「草創」。

因此，不拘一格用人才，就是必須的了。

在這個時代，田永敏——大村益次郎，是關卓凡能夠找到的、可以為己所用的、最優秀的人才之一。

日本的「蘭學」，淵源久長，其來有自。大村既通漢學，亦通蘭學，而且，他之「通」，是真的「通」——未必有多么「精」，但深知底蘊，明曉優劣得失，不是浮光掠影，不是皮相之見。

這一點，中國絕大多數辦「洋務」的人，都比不了。中國辦「洋務」的人，哪怕最通如郭嵩燾、李鴻章者，對西洋的文明制度，最多也只能說是「知其然」，但人家的里子、底子，是「不知其所以然」的。

大村的蘭學，不僅「務虛」，還能「務實」。除了老本行蘭醫，對船舶、機械、土木，大村都有相當程度的涉獵，且都能稱得上一個「通」字。

在軍事上，大村不僅是指揮作戰的天才，還是理論著述的大家，他著有《兵家須知戰斗術》、《兵陵戰》、《築城典型》、《舶工須知》等著作。

這種實踐、理論一把抓的大拿，莫說當時的中國絕無僅有，就是在狂飆突進、英才輩出的幕末日本，也是極其突出的。

現階段，關卓凡不可能把軍隊交給田永敏指揮，但說到「以我為主」的陸軍軍事學校的校長，關卓凡實在想不出有比田永敏更合適的人選了。

大村剛剛被俘投降的時候，對軒軍的體系、制度、運作，自然還是隔膜的，但做了半年的後勤參謀和作戰參謀，以大村益次郎——田永敏之能，不但什么都一清二楚了，且理解之深，拿捏之准，後來居上，超過了大多數的軒軍官兵。

事實上，即便不指揮作戰，田永敏的能力，也不是一個軍事學校的「總辦」能夠局限的。

他在長州藩主持的軍制改革，不僅僅是軍事制度上的脫胎換骨，還是極其重大的政治和社會變革。

其中最重要者，是大村益次郎廢除了日本千年以降的「馬廻眾」制度。

所謂「馬廻眾」，就是騎馬圍繞在主公周圍的親兵。大名的叫「馬廻眾」，幕府將軍的叫「旗本」。長州藩的「馬廻眾」制度，又稱「八組制度」，由八家重臣世襲藩主的「馬廻眾」——其實就是由這八家子弟世代壟斷藩軍的各級官職。

因此，對長州藩來說，「八組制度」不僅確定了軍制的格局，還是整個政治和社會格局的根基：大名居中，八大家族環繞拱衛，共同統治長州。

舊藩軍就是由這八大家族的私兵組成的，大村益次郎大手一揮，通通解散，連藩主毛利家的也不例外。然後，以「奇兵隊」等「諸隊」為骨干，再選拔舊藩軍之精銳者，重新編成軍政、軍令一統的新藩軍。

選用軍官上面，一手將大村提拔起來的高杉晉作，首先打破了士農工商的界限，但好歹還弄了個「武士」和「匹夫」的袖標，以示區別。可大村益次郎更進一步，連這個袖標也不要了，徹底打破了階層之間的限制，晉升選拔，不問出身，全看能力。

如此一來，不但軍制徹頭徹尾地變過了，長州藩的整個政治、社會利益格局，亦重新洗牌來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