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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必也正名乎！

關卓凡改「官辦」為「國有」，不為好玩，無關趣味，實實在在是有「正名」的必要。

這個時代，近現代「國家」的概念，還非常淡薄，更加沒有「公務員」的概念。「官辦」之「官」，既是「官府」，也是「官員」，二者的界限是非常模糊的。非但如此，單拿「官府」二字來說，也是有問題的——到底是哪一級、哪一處的「官府」？

這種曖昧含混，在相當程度上，導致了「官辦」企業「內部人控制」、公私不分、最終化公為私；同時，也是「官督商辦」企業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的重要原因之一。

還有，辦企業有辦企業的套路，這個套路，不因所有權不同而異。「官辦」的企業，總是要把「官派」擺了出來，忘記了自己是做生意的，只記得某品某級、庭參揖讓，這個企業，還怎么辦得好？

「國有企業」四字，開宗明義：

首先，確定了所有權。國家既出了銀子，企業即為國家所有，今後一切貪瀆情事，即可以「侵占國有資產」入罪。

其次，這是「企業」，不是部院司道府縣，主其事者，做起事情來，要走做生意的套路，不能走做官的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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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國有企業」四字，對培養這個時代的人們的近現代「國家」觀念，也會有一定的助益。

當然，關卓凡絕不會天真到認為。同樣一間企業。僅僅換個名字。就能脫胎換骨了。他很清楚，如果不施以更強有力的手段，事情不會發生任何實質性的變化。

原時空，洋務運動及其後興辦起來的那些「新式企業」，其經營管理，若用近現代企業制度標准去套，幾乎無一例外地慘不忍睹。

第一，效率畸低。十兩銀子只能辦一兩銀子的事情——就這一兩銀子辦出來的事情，也往往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一遇風吹雨打，不免煙消雲散，最終的結果，是一兩銀子也沒有了。

第二，財務混亂，任意開銷，「三公消費」尤其畸高。幾乎沒有任何成本概念。

第三，冗員充斥。冗員的來源。不僅有主管官員的私人，還有許多中央、地方大佬的人情，一封「八行」、一張條子、甚至一個口信，就能塞一個人進來。即便主管官員和請托者並沒有什么太深厚的交情，為不得最罪人，原則上也不會拒絕類似的要求，反正發薪水又不是掏我自己的腰包！

其中有相當數量的冗員，根本不點卯上班，甚至人都不在本省，完完全全是在「吃空餉」。

第四，損公肥私，明扣暗扣，買空賣空，各種「戴帽子」——這就更加不必說了。

洋務運動伊始，直至清朝滅亡，符合「國際標准」的、真正意義上的近現代企業制度，始終未在中國建立起來。

留意，這種情形，和主官官員本人清廉與否並沒有什么直接關系。

譬如，左宗棠、張之洞，本人都以清廉著稱，但他們經辦的企業，上述毛病一個不少——也包括他們本人。別的不說，單說公款消費——他們確實沒有把銀子揣進自己的腰包，但在「三公消費」上面，花起錢來，卻是毫不手軟，決不後人。又比如，拿公家的錢，「照顧」老朋友的子女家屬，也是異常大方的。

下邊兒的人，公家的各種大小便宜占著，左季高、張香濤高高在上，大都會當做沒看見；即便貪瀆不法，如果此人是自己的嫡系，也會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出了事，一樣是要「力保」的。

左宗棠離開閩浙之時，原本是想請沈葆楨接管他創辦的福州船政局，但關卓凡反對，原因就在這里：沈葆楨之為人、為官，以及辦洋務的套路，和左宗棠、張之洞其實如出一轍——清廉，可上述各種毛病，一個不少。

咦，好像哪里不對啊？按關卓凡的意思，接任福州船政大臣的，不是……張之洞嗎？

上文，張香濤和左季高……一塊兒被狠狠損了一通，言猶在耳啊！這個，張之洞之於左宗棠、沈葆楨，區別又在哪里呢？

區別有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