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此時的張之洞，年紀還輕，資歷還淺，必然是要聽關卓凡的擺布的；而左宗棠、沈葆楨兩個，勛重望著，辦事情早就有了自己的一套章程，又都是典型的順毛驢，不爽了就撂蹄子，哪里是關卓凡輕易擺布得了的？

其二，張之洞任福州船政大臣，主要是去負「政治責任」的，暫時不及實務。福州船政的實務，掌握在兩個英國人手里：海曼奇，原皇家海軍學院副院長，出任中國福州海軍學堂「總辦」； 畢夏普，原「哈蘭德和沃爾夫」造船廠副總工程師，出任福州船政局「總辦」——相當於總經理。

事實上，此時的張之洞，對關卓凡最大的作用，是拿來招撫「清議」用的，而「清議」里邊，關卓凡找不到比張之洞更合適的人選了——矮子里拔高個兒，「清議」里邊，張之洞畢竟是腦筋最開通、能力最強的一個。

就是說，其實，張香濤是一個大花瓶。

主官官員即便清廉，所辦企業尤一塌糊塗至此，若主管官員的私德不檢，操守可議，那么，問題就更大了，就會發生「內部人控制」，公私不分，最終化公為私。

李鴻章就是其中典型了。

李氏「化公為私」的經典之作，是輪船招商局由最初的「官辦」變為最後的「官督商辦」。

這個案子，李鴻章幕後主使，盛宣懷前台操盤，十足十一部精彩的商戰大片，但來龍去脈極其復雜，若詳細講明白了，獅子難免「水」之譏，只好大略言之了：

光緒二年，即1876年，盛宣懷動議，輪船招商局收購美資旗昌公司。旗昌股票面票價格每股一百兩銀子，但當時其實際價格已跌至每股五十六兩。盛宣懷暗地用官款以實際價格收購旗昌股票，報給朝廷的，卻是票面價格。於是，每一股四十四兩銀子的差額，就落入了李鴻章、盛宣懷的腰包。

通過這種手段，李、盛共侵吞了「官本」七十余萬兩白花花的銀子。

這還不算厲害。

真正厲害的是在七年後。

光緒九年，即1883年，中法戰爭爆發。李鴻章上奏，以兩國開釁、法國人必攻擊輪船招商局之船只，請將輪船招商局暫時過戶到某中立國名下，俟戰後再轉回中國——哎，給人家一點子手續費就可以啦。

朝廷糊里糊塗地批准了這個方案。

萬沒想到，這個「戶頭」，一「過」了出去，就再也沒有「轉」回來——沒有轉回到朝廷手里。

法戰結束後，經過一系列復雜的操作，輪船招商局雖然變回了「華籍」，但在這個過程中，「官本」被迫全部退出輪船招商局，輪船招商局的股本，變成了百分百的「商本」，成了所謂「官督商辦」。

晚清最賺錢的「國有企業」，就這樣被納入了李鴻章、盛宣懷等私人的懷抱。

每讀這段歷史，關卓凡總能想到二十一世紀一個非常流行的詞匯：mbo。

嗯，大清特色mbo。

李鴻章過世的時候，家族財產高達四千萬兩白銀之巨。這個數字，絕對不是單靠傳統意義上的貪污受賄能夠積致的。李鴻章不是和珅，他始終在地方上工作，並沒有那么多賣官鬻爵的機會。

盛宣懷過世後，他指定的遺囑執行監督人——很有意思，是李鴻章的長子李經方——用了兩年時間，才統計出盛家龐大的財產：總額為一千三百四十九萬兩白銀。

盛宣懷的身份，和胡雪岩不同，始終是朝廷官員和「國企負責人」。

我們要問一句：李、盛之流的驚人的財富，到底從何而來？

事實上，李鴻章正是中國官僚資產階級的始作俑者，他和他周圍及後續衍生出來的龐大利益團體，上下其手，將中國近代化的成果，用各種方式和手段，不間斷地自國家搬到自家。當他們認為：搬的差不多了——「國家」那邊兒，已經基本空了——便輕輕一推，清朝皇帝，這個他們侵奪的財富的名義上的合法持有人，就從寶坐上跌了下來。

好啦，改朝換代了，我們在「前朝」那里拿來的銀子，袋袋平安了。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