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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妃竟是猜的極准。

第二天，登基大典的日期，正式公布了——就在「國喪」期滿後的第三天。

算算日子，聖母皇太後為文宗顯皇帝「靜修祈福」的一年之期，眼瞅著也要到了，登基大典之後，聖母皇太後就該自天津回鑾北京了，大喜的事兒，一件接著一件啊。

當然，所謂「大喜」，有人以之為喜，有人不以之為喜，這就不去說它了。

今上的登基大典，一拖再拖，終於拖到了「國喪」期滿，台面上的說頭，是穆宗毅皇帝棄天下，今上姊弟情深，哀毀逾甚，不忍在「國喪」期間行慶吉之事；而真實的原因，大多數人是這樣認為的：「上頭」不想沾穆宗的晦氣。

如果在「國喪」期間舉行登基大典，別的不說，坐在太和殿的寶座上，放眼望去，不僅太和殿內，個個一身孝服，太和殿外，從丹陛到廣場，也是一片白茫茫的——哼，到底是辦喜事兒呢，還是辦喪事兒呢？

本來呢，就算是喪事兒、喜事兒一塊兒辦，也沒有什么太大不了的，可是，穆宗之賓天，不僅是早崩，且死因過於吊詭，這樁喪事兒的晦氣，實在是太重了，能不沾惹，還是不要沾惹吧。

不過，將登基大典拖到「國喪」期滿，並不是一個常見的做法。

登基大典和新皇帝的合法性，雖然並沒有什么直接的關系，但對於新君的踐祚來說，卻是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儀典，只有舉行了登基大典，繼統承嗣的所有程序，才算都完成了。因此，只要情況允許，新皇帝都會盡早舉行登基大典，哪怕要看「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凈」，也只好忍一忍了。

拿穆宗來說，他是在熱河「柩前即位」的，登基大典，則是從熱河回鑾北京後才舉行的，已經算是拖了很長的了，不過，依然是在「國喪」期間。

新君繼位上諭的公布和登基大典的舉行，兩者的時間，如果相距過長，最大的一種可能性，就是新君繼位的爭議較大，為穩妥起見，在登基大典舉行之前，不能不先做各種威逼利誘的功夫，如此一來，登基大典就不能不向後拖了。

因此，也有人是這么想的：今上以女子繼統承嗣，自古所無，當然屬於「爭議較大」者，「上頭」忙著梳攏異議者，登基大典，就只好先往後放一放了。

不論為了什么緣故拖到「國喪」期滿，都是過去的事情了，洪緒皇帝的登基大典，就要舉行啦。

登基大典是目下朝野上下、廟堂闤闠最矚目的一件事情，凡和登基大典相關的，都能「蹭熱度」，其中的「頭條」，得算文華殿大學士、直隸總督曾國藩進京陛見。

曾國藩此番進京陛見，主要目的，不為述職，也不是什么「觀禮」——封疆大吏守土有責，非奉旨不得離開轄區，不管北京有什么慶典，不管慶典有多么熱鬧，對於他們來說，都沒有「觀禮」一說。

曾國藩是被派了在登基大典上「捧讀表文」的差。

這個「表」，即是宣示今上正式登基的文誥，「捧讀表文」是至高的榮耀，一般情形下，只有兩種人有這個資格，一是地位最高的親貴，一是首席殿閣大學士——曾國藩是文華殿大學士，正居殿閣大學士之首。

「地位最高的親貴」，一共兩位，一位裝模作樣的「自謙」，或者說「避嫌」，不肯干這個差使；另一位則是真正的「避嫌」——我已是閑雲野鶴，這種事情，怎么還來找我，這不是難為人么？

於是，這個登基大典上第一風光的差使，就落到了曾國藩的頭上。

事實上，曾國藩盈滿之咎，常忌於心，並不願出這個風頭，而且，因為某些特殊的原因，亦實在不願此時入京。可是，他找不到辭差的理由；另外，直隸總督衙門駐地保定，距離北京近的很，旅途談不上什么「奔波」，也不好拿自己的老病說事兒，無奈之下，只好奉詔入京。

曾國藩的身份是多重的，每一重，都到了人臣的極峰：文華殿大學士為天下讀書人之首，直隸總督為天下疆臣之首，一等毅勇侯則為天下世爵之首——親貴之外，沒有人的爵位可以和他比肩了。

如此一位功績卓著、名滿天下的三朝勛臣，就算單純述職陛見，也是十分引人矚目的，更何況，曾滌生還是登基大典的「宣表官」，以及出現在登基大典上的唯一的一位重量級「外臣」？

曾國藩是「國喪」最後一天到京的，一進城，先到宮門遞請安折子，磕頭行禮——行了兩遍禮，一次算是「請安」，一次算是「謁靈」。

回到作為公館的賢良寺，人還沒有坐定，水還沒有喝上一口，請謁的帖子便接踵而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