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過程中，未必不會如江寧藩司、江寧將軍顧慮的那樣，「激出更大的變故來」，但是，要說湘軍余部，真會走去扯旗放炮，終究是不可能的事情。

畢竟，目下的中國，已不比原時空，掌握壓倒性武力的，是關卓凡和趙景賢的這一邊兒。

問題是——

趙景賢不曉得，曾國藩也不曉得，關卓凡卻是曉得的，原時空，有一個「刺馬案」在那里擺著。

留意一下時間線：

原時空，同治三年，即一八六四年，湘軍克復江寧；同治七年，即一八六八年，馬新貽履新兩江總督；未足兩年，同治九年，即一八七零年，馬新貽遇刺。

本時空，由於關卓凡的介入，同治二年，即一八六三年，湘軍克復江寧，較原時空，提前了整整一年；洪緒元年，即一八六八年，趙景賢將赴江寧本任，距江寧克復，將近五年，這個時間點，相當於原時空的同治八年，即一八六九年——正是馬新貽和湘軍集團的矛盾日趨白熱化的時候。

馬新貽對付不法的散兵游勇，就是「抓住了，該枷的枷，該杖的杖，該明正典刑的，明正典型」。然而，他得到的，是透胸一刀；而且，含恨長逝之後，刺馬的幕後主使，逍遙法外，並永遠淹沒在歷史的迷霧之中。

有人認為，「刺馬案」的幕後主使，就是曾國藩本人，關卓凡以為，以曾國藩的為人和彼時持盈保泰的心氣，再如何對朝廷和馬新貽本人不滿，也絕不至於出此下策的。

但是，「刺馬案」一定是有幕後主使的；這個幕後主使，一定是湘軍集團的重要人物——這兩點，卻概無異議。

凶手張文祥，刺馬之前，同馬新貽既沒有任何交集，便不存在任何私怨，因此，一定是「養兵千日，用兵一時」——這是他自己說漏嘴的話——就是說，一定是受人指使的。

除此之外，張文祥的供詞，來來去去，不過一句「我為天下除掉了一個通回亂的叛逆」。

這自然是厚誣。

馬新貽雖然是回教徒，卻是自明初以來的山東土著，且十幾代下來，進學、出仕，早就百分百漢化了；而且，他是「老教」，同馬化龍、白彥虎之流的「新教」，真正是水火不容，怎么可能「通回亂」？

至於坊間關於馬新貽奸占義弟曹二虎之妻、並殺曹二虎滅口的傳說，更是子虛烏有，那根本是有人特意造作了出來，既為混淆視聽，干擾辦案，又為積毀銷骨，敗壞馬新貽的清譽——既殺人、又誅心，用心極深、極險、極惡！

可嘆的是，非但時人不辨是非，後人亦津津為之樂道，甚至添油加醋，反復敷衍，還拍成了電影——拍一部不過癮，過些年，再拍一部！

馬新貽為官清廉而有擔當，不但整肅法紀，不惜其身；在改革漕運、減定浮收、整修水利上面，也很有作為，這樣一個好官，不但沉冤難雪，還落得一個任人污蔑的下場，真正叫黑白顛倒！

「刺馬案」叫關卓凡有很深的感慨：我們並不是沒有達致歷史真實的能力，但是，如何才能夠將歷史的真實呈現在大眾面前，大眾又如何才能夠被說服接受這份歷史的真實，卻真是叫人無奈。

大多數的人，回顧歷史之時，看到的，永遠只是他自己想看到的，不想看到的，可以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歷史的真實，永遠不是大眾真正關心的東西。而當政者，也未必樂見大眾看見歷史的真實、關心歷史的真實。

扯遠了。

本時空，馬新貽已經從浙江巡撫的任上，調任陝西巡撫了，「刺馬案」是不會發生的了，即將坐上原時空馬新貽坐的那座火山口的，是趙景賢，那么，在本時空，會不會出來一個「刺趙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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