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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馬案」最吊詭的，還不是案件本身，而是案件的查辦。

凶犯張文祥，就擒之後，由始至終，未曾動刑——這是極其不正常的。

擺到台面上的理由，是此等窮凶極惡之徒，既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犯此十惡不赦之案，自然是早就抱了必死之念，打輕了，毫無用處；打重了，只怕瘐斃獄中——他是第一號的欽命重犯，如是，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可怎么交代的過去？嘿嘿，老兄也是曉得的，不曉得有多少人巴望著封了他的口呢！

主持審訊的漕運總督張之萬、江寧將軍魁玉，都是這樣一個主張。

會審的署理藩司孫衣言、營務處總辦袁保慶，大不以為然，據理力爭：既然「打輕了，毫無用處」，那么，不打，就更加沒有用處了！凶犯狡悍，不用大刑，單靠軟磨，怎么可能吐一字之實？

咳咳，凶犯愍不畏死，就算施以大刑，也未必管用啊……

不然！凶犯抱了必死之念是一定的，可是，梟首，一眨眼的事情；凌遲雖苦，也不過一會兒的功夫，熬一熬就過去了。大刑不同！反復勘磨，凶犯再怎么狡悍，也不免有崩潰的一天！一副夾棍，三根橫木，看似平平無奇，可是，多少英雄好漢，刑場之上，白刃加頸，意氣自如，三木之下，卻問什么，說什么！

咳咳，還是要慎重行事，熬刑不過，胡亂攀咬，如之奈何？

……

張之萬和魁玉，反對動刑，除了擔心自己成為馬新貽第二之外，較之孫衣言、袁保慶，畢竟「站得高、看得遠」——真把幕後主使問了出來，可拿他怎么辦啊？真到了那個時候，才叫「如之奈何」呢！

就這樣一直扯皮扯到了「中央來人」——刑部尚書鄭敦謹，以及最最重要的那一位：回任兩江的曾滌生。

另外，不曉得算不算巧合：鄭敦謹是湘鄉人——不但是湖南人，還是曾國藩的同鄉。

「刺馬案」一出來，慈禧和恭王，就曉得必須叫曾國藩回任兩江了——除了他，誰也擺不平兩江目下的局面。

曾國藩的回任兩江，是一個明確的信號：朝廷向湘系屈服了。

從此之後，直至清帝遜位，兩江再也沒有脫離過湘系的掌控。

曾國藩既回任兩江，並主持「刺馬案」的審理，則凶犯的沒有幕後主使，便無懸念了——最後，曾國藩、鄭敦謹聯名出奏，說什么馬新貽嚴辦海盜，張文祥和海盜素有勾連，有激使然，乃行刺馬新貽泄憤，雲雲。

最重要的一句，「實無主使別情。」

張文祥「比照謀反叛逆，凌遲處死，並摘心致祭」，算是對馬新貽多少有了個交代。

對於這份結案的奏折，孫衣言、袁保慶憤然作色，堅決拒絕署名。

「刺馬案」的另一位主審人鄭敦謹，則做了件有清兩百年來他這個級別的官員從未有人做過的事情：結案的奏折一經拜發，立即告病掛冠，且既不等朝廷允准，也不回京復命，直接就從江寧回了湖南湘鄉老家。

可以想見，鄭敦謹雖然是湖南人，但被迫做違心之語，內疚神明，到了一個什么樣的程度。

刺馬一案，上上下下，曲意彌縫，證明了一件事情：凶犯的背後主使，一定是朝廷不能、不敢加以重罪的人物——除了其人本身不能入以重罪之外，他所代表的勢力，更是朝廷不能、不敢與之翻臉的。

如此一來，誰是這個幕後主使，便呼之欲出了。

關卓凡以為，嫌疑最大的，有兩個，一個是曾國荃，一個是黃翼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