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系中，曾國荃的地位，自然高於黃翼升，不過，曾老九多少還是有一定的「政治覺悟」的，他若真要做這樣的事情，不會不和他老哥商量，而他老哥一定不會同意，如此一來，所謀就多半不能成事。

所以，扒拉來，扒拉去，黃翼升的嫌疑最大。

如果趙景賢赴江寧本任之後，對湘軍的散兵游勇，如馬新貽之「抓住了，該枷的枷，該杖的杖，該明正典刑的，明正典型」，那么，就無法排除蹈馬新貽的覆轍的可能性，而且，這個可能性，還是很大的。

前頭已經說了，江寧的情形，本時空的洪緒元年，較之原時空的同治八年，並無實質性的不同。

不同的是雙方掌握的武力的對比。

湘軍屢加裁撤，台面上的武力，較之軒軍，已是可以忽略不計的了。

但是，絕對的武力不代表絕對的安全。

馬新貽是怎么死的？他在江寧練了幾營新兵，那一天，例行校閱之後，步行回署——校場就是署西的箭道，同總督署幾乎就是一門之隔。就在馬新貽即將進入署西門之時，張文祥突然閃出，一刀刺進了馬的胸膛。

一邊是校場，一邊是總督署，身旁還有督標中軍副將、傳令官、戈什哈等一眾武裝隨從，關防還能再嚴密些嗎？兀自擋不住有心人的博浪一擊！

張文祥其人，仔細想一想，真正是個叫人毛骨悚然的人物。

身手的迅捷凌厲，尚在其次，關鍵是這份視死如歸，思之令人驚心！

這個「死」，不是「引頸一快」那么簡單，如果上了刑場，其所被者，是千刀萬剮，是最痛苦的一種死法——這一層，張文祥受命之初，必是明了的了。

而且，這個案子，凶犯一定要有切實的口供，一定要明正典刑，才算了結，才算有以塞天下悠悠之口，所以，張文祥被捕之後，不能自殺，不能瘐斃——張之萬、魁玉的擔憂，根本就是多慮，因為凶犯的幕後主使，根本就不要「殺人滅口」——張文祥必須上刑場，熬那痛苦無比的「魚鱗剮」，這一層，受命之初，他應該也是明了的。

還有，雖然事實上未對張文祥動刑，但可以想見，事前，張文祥本人也好，其幕後主使也好，都有足夠把握，張文祥能夠熬得住大刑的勘磨。

能找到這樣的一個人，成其事，赴其死，其幕後主使的能量，豈不令人心驚？

關卓凡自己，都不禁要掂量掂量：如果要做同樣的一件事，我能不能找得到同樣的一個人？

必須承認一個事實：湘軍雖已裁撤，但至少在江寧一帶，湘系的勢力，依舊深厚無比。

不過，認真說起來，目下的湘系，真正可以呼風喚雨、如心使臂的地盤，也只剩下江寧這一塊了。

若以長江為界，江蘇大致可以分為江南、江北，或者蘇南、蘇北；以此為基礎，江蘇的局面，原本是一分為二的：

蘇南的大半——鎮江、常州、蘇州、太倉、松江，歸江蘇巡撫管轄，是軒系的勢力范圍；蘇北——徐州、海州、淮安、揚州、通州，以及蘇南的江寧，歸兩江總督直轄，是湘系的勢力范圍。

伊克桑殺李世忠，既揭開了兩淮鹽務整頓的序幕，同時，也從安徽入手，不顯山、不露水的開始了對湘系外緣勢力的剪除；之後，趙景賢帶軒軍入駐揚州，兩淮鹽務整頓，正式大舉展開。

趙景賢在關卓凡的支持下，大刀闊斧，雷厲風行，兩年下來，除了鹽務整頓本身卓有成效之外，朝廷——或者說軒系，也借鹽務整頓，事實上從湘系手中收回了揚州以北的「失地」。

隨著地盤的不斷縮小，湘系——尤其是曾國藩的嫡系，其實已經對朝廷、軒系以及關卓凡、趙景賢本人，累積了相當多的不滿，只是因為關卓凡手段高明，軟硬兼施，「曾系」才一直下不定翻臉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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