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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錯！」關卓凡說道，「且孫可望再造的，不僅僅是一支兵，而是一個國！——或者說，因為他再造了一個國，才能有這樣的一支兵！」
「張獻忠死時，大西軍其實已經陷入了絕境——後有本朝的追兵，前有南明扼守長江天險，前不得，後不得，眼見就要全軍覆沒了！」
「但張獻忠一死，孫可望即聯絡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殺掉了『皇後』和宰相汪兆齡——張獻忠死後，此二人依舊高據諸將之上，不但頤指氣使，更主張一切皆照『先帝』生前意旨行事，即：繼續『殺，殺，殺』！」
「障礙一去，孫可望等立即改弦更張，下令『自今非接斗，不得殺人』，區區九字，如有神效，大西軍面貌一變，氣勢再起，一舉攻克重慶天塹，打開了南下的通路。」
「由川入黔之後，孫、李等果然秋毫無犯，所過民皆安堵，南明守軍，固然無力與抗，本朝追入貴州之後，亦因地方荒蕪，糧食接濟不上，不能不班師回川，由此，大西余部便徹底擺脫了前有堵截、後有追兵的困境，從容展布了。」
「孫、李、劉、艾並沒有偏安於貴州——第一，貴州太貧瘠了，沒有多少施展回旋的余地；第二，彼時，本朝已經控制了四川，貴州距四川，也太近了些——孫可望將目光投向了雲南。」
「剛好，彼時的雲南，發生了沙定洲之亂——蒙自土司沙定洲叛亂，黔國公沐天波出逃，雲南全境一片混亂，時機真正再好不過，於是，孫、李等揮軍入滇，並冒稱自己是沐天波妻子焦氏家族的兵馬，此次入滇，是為沐國公復仇來著。」
「這一招大有奇效，滇、黔兩地人民，皆深信不疑，大西軍所至，悉開城門降，全無梗阻，直到孫、李兵臨昆明城下，當地官民才發現，『焦家兵馬』的真實身份，居然是——『流賊』！」
「不過，已經晚了。」
「孫可望由此被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等推為主帥。」
「經過一年的東征西討，雲南全境徹底平定，孫可望開始著手『建國』了。」
「這個『國』，不是『大西』，而是『大明』。」
「為聚攏人心，減少內耗，孫可望同沐天波以及雲南當地官紳達成妥協，棄大西年號，用大明年號，共誓『共扶明後，恢復江山』，不過，因為雲南僻處西南一隅，中國大部分地方則一片混亂，弄不清楚彼時的『正朔』是哪個朝廷，因此，暫用干支紀年。」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決定，不然的話，雲南的各派勢力，不可能一心一意的聚攏在孫可望的麾下，這個……嗯，『促大局，謀發展』。」
「咱們來看看，孫可望在雲南，都做了些什么？」
「第一，整頓吏治。」
「孫可望『重廉吏，除貪酷』，治吏的最重要的一招，就是『不時差人易服色，暗訪查，有廉者立加獎擢，貪者立拿斬首，傳示各府州縣』，如此雷厲風行，盪滌污穢，很快便致『全滇之官無一人敢要錢者』。」
「第二，開言路。」
「立登聞鼓，凡政有不便於民，許地方頭人赴訴，立即除之；有可以便民者，立即行之。」
「又傳令地方，不論士紳軍民，有為地方起見，即一得之愚，亦許進言，立引見，不許攔阻，即妄誕之言亦不深究。」
「第三，行『履畝科租』法。」
「將部分州縣和衛所的田地，『分為營庄』，派大西軍偏裨管理，踏勘田地所出，與百姓平分，然後在官府所征的那一半中，拿出五分之一，撥給田主——即田主所得，為收成總額的十分之一。」
「算一算，這個收成的分配，大約是官四、民六。」
獅子插一句，「分為營庄」——其實就是變相的「土地國有化」啊！
產權，名義上還是「田主」的，可是，處置權、收益權，已經被政府拿走了。
「這個收成，官府征走一半，看似重賦，不過，這是一次過的，除此之外，耕者既不必向田主交租，也再沒有其他的苛捐雜稅，較之以前，所得不是少了，而是大大的增多了——以前，田主、官府各種盤剝之後，耕者之所得，可能只剩下二、三成了！」
「因此，農民皆大為踴躍，當年的收成，就倍於往昔；次年，又是大熟；第三年，還是『大有年』——可謂五谷豐登了！」
「官府、小農兩利，倒霉的，自然就是『田主』了。」
「不過，倒霉也有限——雖然只能拿收成的十分之一，但因為『蛋糕做大了』，這個『十分之一』，雖還是比不得之前的『二分之一』、『三分之二』，可也差不了太多，至少，生活有著，餓不著肚子！」
「因此，對於『履畝科租』，田主們只是腹誹，尚不至於鋌而走險。」
「第四，鑄銅錢。」
「『鑄銅錢』三字，說起來、聽上去，平平無奇，然而，對於雲南，卻是改天換地的一件大事！」
「說來吊詭，雲南產銅，中國鑄錢用銅之半，出自雲南，然而，雲南自個兒，直到前明萬歷之時，仍以貝幣交易！之後，雖經官府倡導，逐漸使用銀、銅，但民間交易，貝幣依舊暢行其道。」
「孫可望令有司鑄『興朝通寶』，並以霹靂手段，大力推行，三令五申，嚴敕人民棄貝幣、用銅錢，違其令者，劓之乃至刖之！直至罪死！」
「不過短短一年，銅錢流通全滇而貝幣絕跡！」
「竹兄，這真正是一個奇跡！——匪如此，哪里來的百業興旺？雲南又如何可以同中國其他省份，彼此交通，互惠有無？」
「第五，整頓鹽課。」
「雲南產銅之外，還產井鹽，這亦是一大利藪，只是以前重視不夠，管理不善，由得各鹽井自生自滅，官府從中所得無幾。」
「孫可望將一切鹽井收歸官有，設『總理雲興通省鹽政稅務總鎮』——管鹽課的官員的頭銜，竟然是總兵！這是以軍法部勒井鹽之生產經營，可算是『軍管』了！」
「抽課的比例，仿佛『履畝科租』，官四、灶六。」
「當年的鹽課收入，就達十數萬兩白銀——明季銀價本來就貴，雲南產銅，更是銅賤銀貴，十數萬兩白銀，那真正是一筆鉅數了！」
「第六，整肅軍紀。」
「可望立法，『如兵余小子有擅奪百姓一物者，立刻取斬；如該主不首，連坐；該管官失察，責八十棍。』」
「這絕不是說說而已！曾有劉文秀部小校於嬉鬧之時，失手誤傷民戶二歲小兒致死，該管總兵判責該小校軍棍四十，斷燒埋銀若干於民戶。民戶雖然悲痛，並無二話。可是，劉文秀知曉之後，大罵該總兵，傳令將那個倒霉的小校，立即綁出轅門梟首，並將人頭傳送該民戶。」
「如是，凡發兵征剿，所過道路，雞犬不驚，百姓賣酒肉者路旁不斷——時人有語，『立法若是之嚴，故民得安息反富庶焉！』」
「第七，秣馬厲兵，整軍備戰。」
「平定全滇之後，兵源大幅增加，乃征發數萬民夫，修建大校場，日夕操練士卒，日日小操，每逢三、六、九大操。」
「軍需給養方面，做的尤其出色。」
「孫可望親手擬定：凡兵丁日支米一大升，家口月支米一大斗，生下兒女未及一歲者，月給半分，至三歲者如家口。」
「給馬分三等：頭號者，日支料三升；二號者，日支料二升；三號者，日支料一升。不時查驗，瘦者責治有差。」
「安雜造局四所，不論各行匠役，盡拘入局中打造，凡兵之弓箭、盔甲、交槍之類，有損壞者，送至局內，掛下營頭、隊伍、姓名，三日即易以新什物。」
「每兵有家口者，每冬人給一袍子；無家口者，一袍之外，人給鞋襪各一雙，大帽各一頂。」
「如此養兵，真正叫『士飽馬騰』了！」
「第七，一入滇，孫可望便親祭孔子，然後，開科取士；同時，並賑濟寒生，『每人谷一斗焉』。」
「沒過多久，文教漸興。」
「此舉，一方面為自己培養了人才，另一方面，那班田租收入減少的『田主』們，也覺得終有出頭的一日，對於『履畝科租』，也就不為己甚，更加不會鋌而走險了。」
「第八，籠絡土司。」
「當地土司，只要效忠輸誠，就可安於其位；土官雖然難御，奈何可望御之得法？可望治滇，非但再無沙定洲一類的叛亂，諸洞蠻還踴躍奮發，為官府輸送了大量兵源。」
「桂林之役、衡州之役，都有大量土兵參戰，且作戰驍勇，悍不畏死，其所驅戰象，對於來自北方的八旗兵，不論人、馬，都尤具威懾，李定國兩蹶名王，也有這班土兵的一份功勞！」
「這『八管齊下』，不到兩年，全滇便面目一新，乙丑——即順治六年——元宵之時，昆明大放花燈，四門唱戲，大酺三日，金吾不禁，百姓男女入城觀玩者如赴市集然！——明季以來，多年不見的太平盛世景象，居然在西南一隅之地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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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卓凡指畫口述，侃侃而談，口吻雖然還是一個「議論」的口吻，但和之前的史可法、閻應元不同，關於孫可望的這一大段，趙景賢幾乎沒有插什么嘴，關卓凡似乎也沒有請他插嘴的意思——事實上，趙景賢就算想插嘴，也會有無從置喙之感。
順治初年清、明對峙、彼此攻伐的那一段歷史，迄於今日，整體上來說，仍舊是模糊的、混亂的，充滿了各種各樣的忌諱，大西余部進入雲南之後，做了些什么，對之後的大局，發生了什么影響，實話實說，趙景賢並沒有一個很明晰的概念，非但如此，輔政王提及的不少史實，他根本就不曉得——
譬如，「履畝科租」官民如何分成？管理鹽課的官員是何頭銜？孫可望如何練兵？如何養兵？何時小操？何時大操？兵丁日支米多少？家口月支米多少？兒女支米多少？馬分幾等？各支料多少？「雜造局」以舊易新的期限又是幾日？
等等，等等。
趙景賢自問還算「淵博」，我既不曉得，曉得的人，也就不會太多了吧？
輔政王呢？如數家珍！
因此，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