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軍、海戰，那都是有規矩的：

對於一支艦隊來說，司令官掛掉了副司令官上，副司令官掛掉了旗艦艦長上——

對於一只軍艦來說，艦長掛掉了副艦長或大副上，副艦長或大副掛掉了航海長上——

你妹的，慌個錘子啊！

而且，海戰中，艦隊司令官掛掉了，難道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嗎？有什么可大驚小怪的？

呃——

這一層，布老先生還真沒有說錯。

這個時代，艦隊司令官本就是風險最高的一個職業——這個「最高」，甚至不用加「之一」的後綴。

從概率上來說，海戰中，艦隊司令官承擔的風險，較其任何一個下屬都要高。

古往今來，陸戰很少發生這種情形：獲勝乃至完勝的一方，最高指揮官卻陣亡了；然而，海戰中，這種情形卻是屢見不鮮。

譬如，本書中不止一次提及的、確立英國海上霸權的特拉法爾加海戰，英國艦隊司令官、英國有史以來最優秀的海軍將領納爾遜即於是役陣亡。

又譬如，更早一些，萬歷朝鮮之役，露梁海戰，中國海軍的前敵指揮官鄧子龍、朝鮮海軍的前敵指揮官李舜臣，皆歿於是役。

之所以會發生這種情形，究其竟，是最高指揮官在陸戰、海戰中所處的位置，完全不同。

陸戰中，最高指揮官就算親臨前線，指揮所也一定設在整個陣地的後方，盡可能減少被敵軍遠程火力以及流彈擊中的風險；不論最高指揮官本人如何英勇無畏，也不可能同那些「排隊槍斃」的普通士兵冒同樣程度的風險。

可是，海戰中，艦隊司令官和普通水兵同處一艦，根本沒有「前方、後方」之別；而且，艦隊司令官身處的艦橋以及同艦橋相連的舵房，又是主甲板的諸「上層建築」中，敵艦火力首選之目標，因此，最高指揮官身負之風險，其實較普通水兵更大。

可以說，「視死如歸」是對艦隊司令官的最基本的要求，在這個問題上稍有猶疑，本艦隊的失敗，就幾乎是必然的了。

譬如，前文提及的利薩海戰，意大利艦隊司令官佩爾薩諾海軍上將之所以將旗艦由「意大利」號易為「鉛錘」號，說到底，還是因為他覺得，處於戰斗隊形之外的「鉛錘」號，要更「安全」一些。

結果呢？大家都曉得的了。

還有，這個時代——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艦隊指揮官的風險系數，正正處在整個海戰史的峰值上——比露梁海戰時期更高，比特拉法爾加海戰時期更高，也比其後的大東溝海戰時期更高。

何以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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