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游學譯編》、《浙江潮》等書遞到了阿發的手里，他有些疑惑，隨手翻了幾頁，抬起頭詢問道：「反對滿清政府的？查理是革命黨？」查理宋見阿發只是疑惑和詢問，卻沒有什么驚訝神情，便覺得大有希望，笑道：「這是朋友們要我印的，做生意嘛。再說，我是林肯的忠實信徒，覺得這些書挺不錯。」

阿發似信非信地點了點頭，微微一笑，調侃道：「印行禁書，必定發財，這大概是出版界的一條規律吧！」

「發財嘛，算是吧！」查理宋望著阿發，意味深長地說道：「那陳先生對革命黨，革命，又是怎么看的呢？」

阿發想了想，並沒有直接回答，而是反問道：「那查理怎么看國學和實用科學？革命是破而後立，還是只破不立，或者說是只會破不會立？革命是只需要鼓與呼的宣傳家，還是也需要埋頭苦干的工作者？」

這一連串的問題立刻讓查理宋陷入了沉思。在當時的絕大多數革命者心里，幾乎都有一個革命萬能的認定。似乎推翻腐朽的滿清政權，革命成功了，便一切問題都能解決。國家能獨立強盛，民族能復興升騰，百姓能安居樂業，革命似乎就是一劑解決所有問題的靈丹妙葯。

但實際上呢，國家的強盛和民族的獨立要取決於多種因素。對一個社會形態的政治經濟制度而言，革命是「新桃換舊符」，具有明顯的質的突變；但對一個社會形態的物質基礎、科學文化乃至人才發展而言，在新質基礎上開始的新的飛躍卻是離不開量的積累的。

換而言之，「實業救國」、「科學救國」、「教育救國」等等，單拿出來自然是片面和狹隘的，但從總體上看，卻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獨立強盛不可或缺的因素。光憑革命家的鼓動和宣傳能夠擺脫列強的壓榨欺侮嗎？沒有長時間的「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等方面的艱苦創業和艱苦的量的准備，革命固然能推翻一個舊社會，但新社會的形態又會是什么模樣呢？

而阿發的問題看似簡單，卻隱含了這樣的思想和判斷。就象魯迅先生說到的：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為民請命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難道就因為從事的工作不同，做事的方法不同，而不把他們看成是新世紀復興中華民族的脊梁？

而在中國古代，「革命」的意思很窄，只指改朝易姓。革是變，命是天命。這一詞義，兩三千年里都沒有變化。

直到一八九零年前後，晚清王韜的《法國志略》才第一次使用了現代語義的「革命」、「法國革命」。由於「革命」的現代用法初進中國時和法國大革命的關系，以及這個字眼在本土原有的語義，使它從一開始就有兩種色彩，一是暴力，二是正義。特別是後一點，使清政府只說「亂黨」，「賊黨」，「叛黨」，而絕不願使用「革命黨」這樣的雖然已經流傳開來的字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