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果呢，除了北洋六鎮按編制完成編練任務外，其它省份大多減少計劃，或者根本就是有名無實。而北洋新軍之所以得到朝廷財政支持。主要還是因為他們負有拱衛京師之責，靠著朝廷強制攤派才得以保證經費的。為此，有人抱怨說：「征天下之餉，練兵一省，如人單護腹心，而聽四肢之屠割，未有不立死者也。」
令人驚訝的是，在清王朝控制力日益縮減、統治危機加劇的情況下，在二十世紀的前十年。它的財政收入居然還能以每年數千萬兩的速度增長，這不得不說是個奇跡。
當然，羊毛出在羊身上，為了籌款，清廷只能向下攤派，而那些地方督撫們也叫苦不迭，上面催得緊了，只能層層轉移。向最廣大的老百姓身上榨取。原本為鎮壓太平軍設立的厘卡制度，不但沒有因為戰爭結束而撤銷。反而越征越多，厘金由此成為清末的大宗歲入之一。
當時，清廷和地方政府在傳統的稅收外，又增加了許多新的稅捐，如糧捐、房捐、新捐、學捐、鋪捐、膏捐、統捐、攤捐等等，這都是以前所沒有的。
由於稅收加重。老百姓苦不堪言。當時因為推行新政、增加攤派而引發的民變事件愈來愈多，民眾對朝廷和官府的不滿情緒也越來越高漲，如各地毀厘卡、搶米風潮、沖擊新設立的警局甚至搗毀新學堂。
用民怨沸騰來形容清末的最後幾年，也許有些過分，但廣大民眾對這個威權逐漸減弱的朝廷確實是喪失了感情。如果有人要去推倒這棵腐朽的大樹。他們是樂見其成，甚至是會上前助一臂之力的。
這也就是革命軍，乃至同盟會發動起義能夠應者雲集、迅速擴充的原因所在。雖然不排除會黨的作用，也不排除參與的民眾有趁火打劫、湊湊熱鬧的心理，但對官府的長期不滿，需要一個渲泄的渠道，也是主要的原因。
通俗一些來講，就是長期受壓制的邊緣群體有翻身的願望，有斗爭的訴求，卻沒有管治的能力與妥協的精神。而當社會不可避免地走向動盪時，騷亂便可一觸即發。就好比是，舞台已經搭好，只等著機緣巧合的人登場而已。
而復興會和同盟會的革命黨則是要粉墨登場，在歷史的舞台上表演的人。顯然，復興會的行頭更光鮮，唱念作打更是樣樣精通，表演得更好，得到的掌聲更多。
對此，陳文強是有切身體會的。到達廣州，他首先便來到粵漢鐵路廣東分公司，查看工程進度，召集董事會議。雖然他在外期間，電報聯系也沒有間斷，但還缺乏更細致的了解。
令陳文強感到欣慰的是，粵漢鐵路廣東段的修築還是比較正常，工程進度並沒有受到廣西戰亂的太大影響。從與各董事的隨意交談中，陳文強知道他們還是有疑慮的，但革命軍的紀律和行動，以及復興會喉舌的宣傳，還是起到了很大作用。
相反，對於最近的黃岡和七女湖起義，大家的評價不高，甚至對官兵能夠平息暴亂而感到高興。
仔細想想也很正常，粵路「全系商股」，這些大股東、董事全是大商人，他們或許會為了維護自身利益，經宣傳激勵而參加一些比較激烈的抵制行動。但畢竟有身家，對社會動亂是恐懼的。而同盟會發動會黨、綠林舉行起義，商界可能對革命黨人雖有一定同情，但無不懼怕會黨、綠林，更不會同這些擾亂秩序的群體建立聯絡。
現在，粵路由省城北向到琶江口，因為是築路條件較好的地段，所以，這一段的八十五公里已經修築完成。也就是說，全長二百多公里的粵漢鐵路廣東段幾乎已經修完了三分之一還多。
從整個粵漢鐵路的設計和修築來看，廣東段、湖北段，甚至是湖南段的大部都不是難度很大，而最困難的應該是中段，就是株州至韶關這四百多公里。穿山越嶺，展長過多、升高太大、隧道又多，令人頭痛。
「資金的籌集很令人欣慰呀」陳文強暫時還要等待韶株段的最後勘測、設計結果，而廣州分公司的籌款數量確實令他松了一口氣。
廣東商人、百姓踴躍附股，已經籌集到修路資金的半數，正擬開第二期募股。原因呢，很簡單，獲利的希望源自於工程進度的不斷刷新。廣東商界對修築粵路則既有愛國熱情，也有籌集路款的實力與能力。
之前廣東鐵路公司所欠缺的是如何管理這樣一個大公司，如何聘請合格的工程技術人員，如何協調管理層和股東關系，如何組織管理施工等問題。而這些問題基本上都被陳文強給解決了，可以說，修築鐵路的困難已經所剩不多。至於工程技術上的問題，自然有專業人員去處理，股東只要坐等收益就行了。可這收益的希望，現在看來是越來越大，越為越近了。
「資金不是大問題，只要鐵路大有修成之希望，廣東商民必踴躍附股，瞬集巨矣。」董事黃景棠行事比較激進，但卻是與廣東的鐵路事業大有關系的人物，其父在潮汕鐵路便有投資，對於陳文強的樂觀，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只恐官府朝令夕改，時局動盪不安，股金頓成泡影啊」
「黃兄有何高見」陳文強覺得黃景棠話里有話，方才從有關鐵路的資料中掙出頭緒，用心地審視、探悉。
「是這樣」
黃景棠既是鐵路公司董事，又是廣州商會的坐辦即辦理商會內部事務的負責人。他起初很積極協助正副會長主持會務，但後來覺得總商會被一些思想守舊的大紳商把持，依附官府權勢，忽視商界利益，從中謀私利。因此，他便想獨樹一幟，自己廣泛聯系一些具有學識、有新思想、辦事公正的商人，重新組織成立一個粵商自治會。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