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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是什么，是依賴地下派幫搞暴動和暗殺，利用公開報刊搞鼓動和宣傳？還是培養、訓練出忠誠敢戰的軍隊，推翻舊王朝，建立新國家？

或許二者都是，但除此以外呢，被一些革命黨視為保守、落後，痛罵以狐媚為虎倀、無恥之尤者的立憲派，所進行的實踐活動，難道不是一場革命嗎？

從動機上來說，清廷雖然是希望以立憲來換取萬世一統、江山永固。但是，任何改革措施的結果都是各種力量較量後的妥協，並不是設計者可以完全控制的。譬如清廷設立諮議局和資政院，其本意要的是馴服的咨詢機構，可是孽種一旦誕生便會自行滋長，它們一旦真的履行起民主和監督功能的話，它就不再僅僅是個橡皮圖章了。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引進西方民主的運作方式對破除中國傳統政治的固習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如選舉制度破除了傳統政治的非競爭性，議會政治挑戰了**統治的非公開性，組織政黨克服了民眾參政的非組織性，地方自治瓦解了集權體制下的非自主性。

從諮議局、資政院、組織政黨和地方自治等實踐活動來看，籌備立憲的潘多拉盒子一旦打開，則民眾（主要是地方士紳）的政治參與熱情將持續升溫，最後將象洪水一樣無法阻擋。

換句話說，政治改革一旦啟動，便只能前進而不能倒退，否則民眾爆發出來的能量是極其可怕的。

總之，可以毫不誇張的說，這些來自於結構性的變化，不是革命，勝似革命。在立憲黨人和民眾的的努力下，中國沿襲了兩千多年的**體制向現代民主體制逐步轉型，看起來並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

按照預備立憲的計劃安排，一九零八年各省開始籌備諮議局，一九零九年便舉行諮議局選舉。在官方文件中。諮議局和資政院都是實行議會民主的過渡機構，諮議局對應的是地方議會，而資政院對應的國家議院。由此，立憲派也就迅速行動起來。

早在一九零六年。「預備立憲宜先組織政黨」的呼聲便此起彼伏。先是張謇、湯壽潛等在上海成立預備立憲公會，以迎合清廷的預備立憲；一九零七年三月，康有為、梁啟超又以保皇派為班底成立了帝國憲政會，初具政黨之雛形。

一九零七年四月十二日，陳文強倡議並組織。張謇、湯壽潛、湯化龍、譚延闓等人發出邀請，各省憲政同志會的首腦齊聚上海，召開大會。

參加人數最多，覆蓋范圍最廣，准備極為充分，立憲派或者稱之為憲政派，開始初建政黨，大力推進憲政發展。

在陳文強看來，立憲派就應該叫憲政派才更准確，對憲政的狂熱程度。與革命黨的沉迷暴力不相上下。聽起來是互不相容，但從最終目標上看，卻是殊途同歸。

再說得明白一些，憲政派不過是年紀老成、持重謹慎的革命黨，而革命黨隨著年長、成熟，或者拋棄了暴力之後，與憲政派也沒有什么區別。

大家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要滿清朝廷交權、放權，只不過在目前所使用的手段不同而已。當其中一個手段沒有作用時，溫和派變為激進派。和平派變成暴力派，也是可以預見的發展和轉變。

而陳文強努力推進憲政運動，便是要倒逼清廷。清廷若是妥協，放權、讓權的話。把權力和平地爭取到憲政派手中自然比在清廷手中要好；清廷若是敷衍拖延，則是在激怒憲政派，破滅憲政派的希望，把他們推向革命黨的陣營。

所以，陳文強是絕不會滿足於清廷所提出的立憲時間表的。建立政黨，選舉諮議局議員。成立諮議局，籌辦地方自治，成立資政院，速開國會……他和智囊們已經按照西方國家的民主歷程大致設計出了步步緊逼的策略，每一步驟都要抓緊完成，以使清廷沒有拖延的借口的時間，盡早地暴露出愚蠢、短視、**的真面目。

由於是首次開如此規模的大會，會場次序未免有些亂。但到會人員或舒緩或激烈的發言，偶爾也會被時起時落的拍掌聲和哄笑聲所打斷，會場氣氛倒頗為的活躍和自由。

雖然對外並未號稱政黨，但成立的「全國憲政會」已經具備了政黨的雛形，最重要的是把各省的立憲派聯合了起來，聲勢大張。

作為倡議人和主持人，陳文強不愧是立憲派的新秀旗手，他拿出早已准備好的《憲政會入會章程》、《會員守則》、《憲政會內部選舉辦法》等文件，使立憲派具有自己的標簽，而不再是在語言和行動上予以區分。

而立憲派不僅有了機關報《時報》，也有了統一的領導機構，選舉出了總會和各省分會的干事，使憲政會由松散走向聯合與團結，由各行其是到一致行動，有了脫胎換骨的進步。

對這些改變，張謇、湯壽潛、湯化龍、譚延闓等人是深為贊許，他們認為非如此不能壯大聲勢，不能敦促清廷盡快立憲。而全國憲政會的召開，使立憲派不再是江、浙、閩、湘、粵紳商的小圈子，而是幾乎擴大到全國，以後更將大量吸收會員，甚至是支持立憲的官員，從而把勢力從民間蔓延至官府。

大會就陳文強提出的議案進行了討論表決，《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城鎮鄉地方自治選舉章程》等文件相繼修改通過，將交由憲政審查館核議，然後敦促朝廷正式頒布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