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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 ss="k2"></dv><dv ss="d250r"><sr>ds_d2_x();</sr></dv>利益的驅動，永遠是最有誘惑力的。雖然中國政府期望著美德兩國的投資，但也不是沒有對日後的考慮和防范。

相對而言，中國對德國的資本更加歡迎，條件也更為寬松，但這些都是寫在秘密條款中的。

陳文強認為，在中國的工業建設中，目前主要應由中美德三方作為主導，哪一方都不能超過半數，頗有些三足鼎立的味道。然而這只是暫時的現象，一戰爆發，無論中國采取中立，還是加入協約國，德國的投資勢必被中國政府所沒收，最後的結果就是中方獨大。

雖然這有些不厚道，但國與國之間就是這樣，根本不能象人與人之間那樣保持道義和信譽，一切都將以國家利益為重。

就象美國的表現在列強中相當特立獨行一樣，它在辛丑條約的談判中，堅決反對列強向中國索要高額賠款，不是為了中國的利益，而是認為那將把中國逼向災難，影響列強的「可持續性」掠奪(或曰發展)；而其中將庚子賠款多余部分退還，並完全用於辦學，其中既有洋溢著美國精神的理想主義追求，也有著眼於美國國家利益的現實主義考量。

在當時，1905年的抵制美貨風潮中，中國青年高漲的反美情緒引起了美國上下的警覺。外交官(如美國駐日代辦威爾遜)與學者們(如康奈爾大學教授精琪)都向總統發出警告，美國所接收的中國留學生太少，甚至遠不如歐洲小國比利時，美國將因此在精神領域內失去對整整一代中國人的影響力。

伊利諾伊大學校長詹姆士甚至提醒羅斯福總統「哪一個國家能夠成功教育這一代中國青年，哪一個國家就將因此而在精神與商業兩方面收獲最大的報。如果美國在35年前能成功吸引中國的留學流，並使其壯大。那么我們此時就能以最圓滿和最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國的發展，那就是以知識和精神支配中國領袖的方式。」這位大學校長堅信，為贏得中國青年而付出成本和代價，即使從物質利益角度來說也是值得的「與軍旗相比，道義與精神將更有力地支配商業」。

從此，美國在中國的影響力迅速崛起。比肩日本，留日生與留美生在中國歷史舞台上不斷成為主角。吊詭的是，當大多數留日生連日文都說不流利時，留美生卻多數能夠學貫中西，涌現了不少泰斗級的人物。當大多數留日生熱衷「主義」與「革命」，為了「主義真」而「砍頭不要緊」(無論砍別人的頭還是砍自己的頭)時，留美生則更為關注「問題」，關心文教，關注科學。

在陳文強看來。日美兩國如同股市中的長線客和短線客，做長線的美國與做短線的日本在中國體現了鮮明的對比從日本進口的各種速食「主義」、「思潮」潮起潮落，而從美國「進口」的「德先生」、「賽先生」成為日後持久的理想燈塔，盡管很多時候其光芒實在太過微弱。

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誰也別把自己看得那么高尚，雖然美國的政策使中國獲得了利益，但並不意味著美國就真的那么無私，探究到最後。依然還是國家利益在引導著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