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後的今年夏天，我有機緣閱讀柏楊的小說，如同初讀《丑陋的中國人》時一樣發生深層的心里震撼，卻也有明顯的差別，《丑陋的中國人》里的柏楊，是一個犀利到尖銳的思想家，而敢於直面直言說出自己的獨自發現，讓我看到一個獨立思考者的風骨，甚至很自然地聯想到魯迅；隱藏在一篇篇小說背後的柏楊，卻是一個飽滿豐富的情感世界里的柏楊，透過多是挾裹著血淚人生的情感潮汐，依然顯現著柏楊專注的眼光和堅定的思想。
以柏楊的短篇小說集《凶手》、《秘密》為例，柏楊的眼光專注於台灣社會的底層生活，這是我閱讀的直觀感知。在他以各種藝術方式結構的短篇小說里，幾乎全部都是掙扎在底層社會生活里多種職業的普通人——業務員，公司職員，雇員，教授或教師，娼妓等。每個人幾乎都有痛苦到不堪存活的生存難關，都是令人心頭發緊發顫的悲劇性人生。幾十篇短篇小說里的百余個各色人物的生活悲劇，勾勒成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台灣社會生動、逼真的情狀，萬象世態里的社會不公，虛偽奸詐，金錢和物質對人的形形色色的扭曲，讀來真有屏息憋氣汗不敢出的陰冷和慘烈。
《相思樹》里寫了一個曾經負過傷的抗日連長，失業落魄，到處尋找打工而打不上工，連坐公交車的五元錢也湊不齊，到一個曾經在大陸時有交情的朋友開的飯館蹭飯吃，不料這飯館主人因入不敷出而破產，竟吊死在窗外的相思樹上。這位流浪街頭的抗日連長，面對吊死的朋友，思念起他的為他從骨縫里掏出子彈的女兒。更令人慘不忍讀的是《路碑》，也是一位參加過抗日戰爭的士兵，曾經在肉搏戰中用槍托打得日本鬼子腦漿迸濺的英雄，在妻子生小孩時需要一支三十八元的止血劑，而手中只有五元錢，到幾位熟人處借錢分文未獲，尤其是那個被他從日軍俘虜營里救出的人，到台灣後發了財，卻把他巧妙地支開了。他忍痛把孩子身上的毛衣脫下來送進當鋪仍湊不夠錢數，妻子因搶救不及死在產床上，他於悲痛到絕望時冒著大雨跑到抗日紀念碑前，把被日本鬼子刺傷的疤痕敞亮給天空和雷聲，撞碑而死。我讀至此，已聽到隆隆暴響的雷聲，已看到這位英雄撞到石碑上迸濺的鮮血，也分明看到石碑後柏楊憤怒的眼睛。他的吶喊，在那位抗日英雄腦袋撞碑的血花里，如雷一樣轟響。
柏楊說，社會悲劇是時代造成的。上述這兩位抗日老兵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台灣的人生悲劇，讀來令我觸目驚心，甚至有不忍不敢再往下讀的恐懼感。這樣的閱讀心理的發生，許多年已經沒有出現過了，類似年輕時讀維克多·雨果的《悲慘世界》和《巴黎聖母院》的情景。不單是我對這兩位在民族危亡時刻，以鮮血維護我們尊嚴的英雄的非人生活難以承受，更多的篇幅里所描寫的普通人艱難掙扎的生活狀態，同樣使我透不過氣來。《進酒》里寫了一位失業的大學教授，在完全的絕望里發出無奈的天問，人生下來的目的是什么？他自己的回答是，人與豬是一樣不可選擇的。《窄路》里寫了三個少年時代的好伙伴後來的人生歷程，一個為求職做小學教員四處求情而不得；另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高材生，恪守道德和人的尊嚴而不甘低眉，落得窘迫而死，女兒於困窘無奈的境況下私開娼館，出賣自己；從馬來西亞回來的韋召去看他的朋友時，瞅見了淪為娼妓的朋友的女兒，已經沒有了羞恥感，其母（朋友妻）不僅和女兒一樣面對昔日的朋友毫無慚色，反倒咒怨丈夫生前給她什么也沒留下……這種咒怨和控訴，與其說是對著死去的丈夫，毋寧說是對著那個時代里的台灣社會。《客人》里同樣寫到一位受過高等教育的失業者慘不忍睹的生活情景。他於中國人傳統的端午節時買了三個粽子，那么一小點花費惹得夫人生氣發火。夫婦二人卻誠懇地招待了處於飢餓摧殘中的一對父子。父親無疑也是一位有知識的失業者，竟然一連吃下六碗米飯，而不好意思夾菜。這些掙扎在飢餓乃至死亡線界上的公務員、教授等人的情狀，最自然最直接地揭示著社會對人的摧殘。而在一篇篇不事任何誇張和矯飾的沉穩的文字敘述里，我感知到柏楊關注社會民生的強大思想，這種思想決定著他全部情感的傾向，就是不合理的社會里無以數計的不幸男女，他的眼睛不僅關注這層人群，而且十分敏銳和敏感。在我理解，正是這一點，決定著一個作家的基本質地，決定著他獨立存在的永久性，也決定著他的創造意義和生命價值的無可替及。
柏楊還說，個人悲劇是個性造成的。這句話是前一句話的另一面，構成柏楊審視社會和人生的雙重視角。《凶手》寫了一個嫉妒到極端的人的畸形心理。這種嫉妒不斷產生無法緩解更無法消除的仇恨，殘忍到連自己也承認為禽獸不如。柏楊在這里展示出一種惡的人性，一種把卑鄙演示到極端的人性。《陷阱》更是人性惡的更深刻的展示，一個名叫錢國林的年輕人，為北洋政府上海特務機構供職，先設奸計誣陷他瞅中的婉華為革命黨，再把這個誣陷的罪名栽到婉華的戀人家康頭上，先致婉華入獄，再致家康被酷刑施暴致殘，蹲三十五年牢獄一直到死，心理的冤屈也無法辯白，更無法向婉華表白。錢國林以這件罕見的陰謀獲得了婚姻的目的，娶了婉華。婉華和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鬼生活在一起。這種惡的人性釀造的慘劇，讀來令我後脊發冷，卻也超出了一般個性的理解，主宰個性的是品德，以及能任這種披著人皮的魔鬼恣意的那個社會。作家柏楊鞭撻的既是人性之惡，更鞭撻社會之惡。在那樣的社會生活里，這種人性之惡既得助於權力而膨脹，也依賴財富肆無忌憚地橫行。《一葉》里的老板和秘書偷情被老婆察覺，卻懷疑魏雇員偷窺泄露，不僅解雇使其失業，而且陷入更慘的絕境。偷情的女秘書此刻被老板送到美國留學。這里的個性也讓人更深地看到社會，窮人和富人，道德和法律，對人性善的扭曲以至摧殘，對人性惡的張揚和橫行。柏楊對個性造成的個人悲劇的一篇篇小說里，其實都不局限在單純的個性層面，讓我感到更廣闊也更深層的社會背景里的丑惡，才是這種人性惡得以肆無忌憚地給善良的人群造成傷害的根源。
柏楊的這種堅定而深刻的思想，顯然體現他的一組愛情題材的作品里。柏楊冷峻的眼光所透視出來的愛情形式，大多數不僅缺失浪漫和詩意，而且有一種痛切的強烈感受。《秘密》寫了設計致死哥哥又逼得父親自殺的逃犯徐輝，在一個月夜把葉琴誘到豪華公館，說他已繼承了千余萬美元的家產。這個本來不大樂意和他游園賞月的葉琴，一下子就叫起哥哥了，就接吻並把身體獻上了，山盟海誓永遠陪伴徐輝。這些行為一般看作膚淺，似乎無大非議，令我觸目驚心的是，徐輝完成野合之後，便一幕一幕揭開秘密，父親信賴哥哥而把繼承權決不傳給他這種不成器的兒子，他便設計害死哥哥，活活逼得父親自殺，警方把全部家產沒收，他背著債務一無所有從馬來西亞逃回中國。這個葉琴在聽到他殺兄奪財的惡行時，不僅絲毫不以為殘忍和丑惡，反而繼續表白著愛的誓言，赤裸裸地說：「即令你是凶手，不要說你僅僅是弒兄凶手，甚至你竟是弒父凶手，都不影響我對你的愛。愛情如果連凶手都不能包涵，那還叫什么愛情呢……」讀到這里，我的心頭不由得發生顫栗，同時依著這句驚心動魄的話，相應對出一句話來，愛情如果連殺人凶手都能包涵，那算是一種什么愛情呢！一個陷害謀殺了哥哥又氣得父親自殺的在逃犯，仍然受到葉琴的毫不動搖的愛的表白；而當他說明負債逃亡身無分文的真相時，她不僅斷然告辭，連親昵的稱呼也不准他叫，甚至幾乎甩出耳光。變臉雞也比不得，一個絕妙的諷刺。我似乎尚未讀過這樣令人驚心動魄的愛情故事，一個狼一樣的男人和一個狼一樣的女人，金錢讓狼一樣的男人殺兄逼父，狼一樣的女人愛的是男人搶奪的美元。愛是什么？這樣赤裸裸的表達，連狼和凶殘的虎豹也不及了。《窗前》類似於上述的故事，卻挖掘出「愛情」這個迷人的詞匯里另一番滋味，一個女人對男人的態度的轉變，在於男人在美國獲得了一筆數目可觀的獎金，由原先動輒打罵男人，變為被男人抽打。這里我也不無吁嘆著發問，愛是什么情是什么？美元左右著一對夫妻的情感和行為。如此殘酷陰冷的愛情，想來令人毛骨悚然。《沉船》倒是令我感到一種慰藉，一個痴心鼓勵幫助妻子出名謀利的男人，在妻子實現了目標後，卻被遺棄了。許多年後接到妻子病危時的來信，對他追悔致歉。終於讓我難以承受的神經松弛下來，作為人的良知終於蘇醒回歸。僅舉這三篇小說，可以看到「愛情」這個在所有種族的人心里都泛著幸福浪漫波浪的詞匯，在名利尤其是物質這個更實惠的東西面前，不僅一文不值，而且丑惡到不眨眼不臉紅的殘忍，即人們常說的靈魂的扭曲。我讀到這些篇章的時候，倒產生一點疑問，是經不得架不住物質的誘惑，使某樁原本純凈的愛情變得污濁不堪，使某個原本真愛著也善良的靈魂變得丑惡到殘忍？還是那靈魂那人性本來就是一種污濁和殘忍？這是柏楊觀察體驗到的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愛情種種，半個世紀後的今天，海峽那邊的台灣我不敢妄議，海峽這邊的愛情范疇里的五光十色，且不依作家筆下虛構的故事為據，也不依民間傳聞為據，單是各種媒體依實報導的南方北方的丑聞，足以讓人對愛情的浪漫和真實性做出再理解，也讓我信覺柏楊先生半世紀前那個獨具的犀利而冷峻的眼光。
難得在這一輯愛情題材的小說中，有少數幾篇寫到人人心理所期待的真正的愛，讓我感到陰冷不堪的心享受到一縷溫情。《拱橋》寫了一個類似《五典坡》戲劇里的三姑娘的現代女子，愛上了給她作家教的老師，而這個老師卻是考上大學卻上不起大學休學打工養家的鄉村窮人。她愛他愛得純潔無瑕，愛得深沉，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