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望秋有些驚訝，心想我們中國也在進行幾乎相同的討論，才兩年的時間，很多人都搞得勢不兩立了，就道：「吵了這么多年，竟然還能坐在一起討論，倒是挺難得的。」

皮爾-卡丹笑著道：「很多激進的人都退出沙龍了，比如戈達爾。戈達爾第一部電影是夏布洛爾投資的，而且跟特呂弗是親密戰友。在夏布洛爾回歸商業片後，戈達爾意見很大，覺得這是在向資產階級投降。等到特呂弗開始拍商業電影後，戈達爾憤怒地退出了沙龍，並公開宣稱，特呂弗絕對不懂拍電影，他只拍了一部真正的電影，就是《四百擊》，那之後他只不過在講故事罷了。在那之後，很多跟戈達爾持相同的觀點的人先後退出沙龍。原來沙龍組織活動的時候，會有數百人參加，現在你也看到了，就這么點人。留下的人雖然繼續爭吵，但還算是能包容對方，不像戈達爾他們那么極端。」

特呂弗與戈達爾的恩怨是電影史一樁有名的公案，只要學電影的，對此都是耳熟能詳。只是許望秋沒想到他們都曾是這個沙龍的成員，並在沙龍中激烈爭吵過。

皮爾-卡丹繼續道：「我聽他們說，今年年初戈達爾從日內瓦回來了一趟，找到夏布洛爾，希望跟他們和解。夏布洛爾說，我沒有關系，但你長時間攻擊特呂弗，他真的非常傷心，恐怕很難跟你和好。當時特呂弗不在巴黎，戈達爾沒有見到他，就回瑞士了。聽說他給特呂弗寫了封信，表示希望和解，還說要邀請夏布洛爾，里維特和特呂弗到日內瓦當面談談，他說，無論如何，友誼尚存。特呂弗拒絕了，並回了一封長信，他在信里寫道，如果你准備拍一部自傳，片名我知道，就叫《一坨屎就是一坨屎》。」

戈達爾和特呂弗原本是親密無間的戰友，好得可以穿一條褲子，鬧到如今這步田地，許望秋真的為他們感到遺憾。他想到了張一謀他們，現在大家非常團結，卯足了勁頭，要改變中國電影的現狀，可將來會怎么樣呢？會不會因為觀念不同而決裂？會不會鬧到戈達爾他們這般田地呢？許望秋不知道，但他希望不會。

許望秋沒有參與波蘭斯基他們的爭論，在一旁靜靜地聽著。他知道自己把觀點亮出來非但不能改變什么，反而會招來許多敵人。法國電影往哪個方向走，是死是活，跟他一點關系都沒有，懶得操這份閑心。

不過許望秋當吃瓜群眾沒當多久，還是被拉入了戰團。娜塔莎-金斯基見許望秋興致盎然的看雙方吵架，好奇地道：「你是什么觀點，你認為電影應該更藝術，還是應該更商業？」

娜塔莎-金斯基這么一說，眾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許望秋身上，想聽聽許望秋的觀點。

許望秋見眾人都盯著自己，心里十分無奈，他真的不想摻和法國電影圈的爭斗，不過現在這么多人等著他言，肯定是躲不過去的，就道：「太祖曾經說過，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是革命的要問題。其實對電影產業來說也是如此，電影要搞好必須搞清楚我們的敵人是誰。

我認為商業電影和藝術電影不應該是敵人，我們現在真正的敵人是誰？是好萊塢。好萊塢是一種強權文化，如同美國的強權政治一樣。如何應對好萊塢文化霸權，以及好萊塢文化入侵，是世界上很多國家電影人都面臨的共同問題。你們為了對付好萊塢，主張走跟好萊塢完全不同的路線，搞作者電影，走精英路線；而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國家對藝術的態度是文藝作品要為最廣大的人民服務。中國革命靠的是農村包圍城市的路線，也就是群眾路線。我們認為要對抗好萊塢就要走群眾路線，要拍觀眾喜聞樂見的電影。只有團結了最廣大的人民群眾，讓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喜歡我們的電影，那我們才能夠打敗好萊塢。

電影的路該怎么走，各國的情況各有不同。就像蘇聯十月革命是在城市去得成功的，那是蘇聯自身的條件決定的。我們中國的情況跟蘇聯不同，就不能走這條道路。在中國革命的早期，有一幫人主張學習蘇聯，在城市搞革命，結果損失慘重，最終靠農村包圍城市的路線取得了成功。我覺得電影也是這樣，法國大學生多、知識分子多，走精英路線、作者路線也許能夠成功。但我們中國貧窮落後，國民受教育程度比較低，拍高深的藝術片大家不愛看，精英路線肯定是走不通的，只能走群眾路線，用商業片跟好萊塢爭奪文化控制權。

我認為商業電影和藝術電影並不是對立，尤其是在好萊塢大兵壓境的情況下，雙方更應該攜手合作，守住我們的文化。」

娜塔莎-金斯基不懂許望秋在講什么，群眾路線，農村包圍城市這些東西聽都沒有聽過。不過其他人大部分都能夠聽懂，這些人基本上都是佐派，甚至讀過《太祖語錄》，只是他們沒想到許望秋會把商業片和藝術片的爭論跟革命路線扯到一起，而且聽上去還挺有道理。

「拍商業電影是走群眾路線，是農村包圍城市，你的這個說法挺有意思。」波蘭斯基是社會主義國家出來的，五月風暴的時候，他在戛納跟戈達爾等人高呼「要電影更要革命」。他對革命認識比其他人要深，聽完許望秋的話不禁拍起手來。

「你說得很對，與爭論商業和藝術到底誰更重要相比，如何面對好萊塢入侵才是我們面臨的最大問題。最近幾年好萊塢電影的觀影人次逐年上漲，在這么下去，要不了幾年，好萊塢電影在法國的市場份額就會過法國電影。」夏布洛爾連連點頭。

「有道理啊！」其他支持商業電影的人也不住點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