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從這時候說起的自古以來，有周一代的政字已經單純地從大司馬負責的事務逐漸變為了「公事」的意思，用在這里正合適。

當年冉求回家晚了，孔子問他為什么回來晚了，冉求說有政事。孔子當即就正色道：你那不能叫政，要叫事。公事才叫政，你給季氏當家臣替他辦的叫事……

如今既是公意，以此為名算是恰到好處，並無突兀。

在之前兩天的聚集中，辯五十四已經說清楚了墨者們想要陳訴的道理。

墨子既然將公共意志為「上」，但這個「上」不是人，而是一個虛化的東西，所以不可能自己來把這意志執行了。

若真有什么集信仰公意之力能夠凝結出一個人格的人，那倒簡單了，奈何不可能。

因而需要在眾人之下與公意之上間，存在在一個中介者，這個中介者由特定推選出來的賢人擔任，這些賢人的作用就是想辦法保證至上的「公意」的實施。

本質上，每個人都是上的一部分，但如果是單獨的人則完全是下，所以下要從上，既是從上也是從自己。

這個邏輯解決了墨者尚賢、天志之中的「下從上」中的上，到底是什么玩意的問題。

這個不解決，上很容易就變成君王，如今走到這一步已經可以不是君王了，至少不可能是絕對權力的君王了。

當然這東西在此時國君都能被逼著自殺的天下也罕有，初步變法的魏斯勉強算半個，別國還早著呢。

雖然現在政之府還未成立，但這個作為墨者定義中的「上下」之間的中介，已經可以在想象中存在了。

關於殺牛的律法，適提出的建議並不是很好，但卻可以在短時間內彰顯這個即將成立的「政之府」的作用，加深民眾的印象，方便日後進一步增加所擁有的權限。

反正日後有機會還是可以修法的，此一時彼一時，估計偷牛的也不算太多，地方也不大，墨者還賠得起，日後等有收稅權了再慢慢修正。

參與討論建議的墨者考慮後，也紛紛同意，適便拿著紙將剛才討論通過的建議問出去，詢問眾人是否同意。

眾人或許不了解介於上下之間的中介到底是個什么東西，卻很喜歡這種處置方式，紛紛同意，也覺得這個辦法極好。

首先丟了牛最想要的是牛，而不是懲罰那個偷牛的，這是出於私利；而如果只是懲罰那個偷牛的，則只是為了別人少受類似的損失，卻無法顧及自己的利益。

眾人叫好聲中，適便道：「如此，我就算是同意了。我便將此律令記載在『盜法』一章之中。我可下筆了啊，下筆了除非是下次大聚，否則可不能改！」

下面的人喊道：「那就快記下吧，我們都同意。」

適提筆寫完，又將這律令大聲地宣讀了一遍，確定每個人都聽清楚後，很鄭重地將手中的紙放到一旁。

這是定下來的，不是討論，幾日後是要在場的每個人都按上手印或是寫下名字以確定生效的。

反正人多不多，小地方這么管轄、墨者的數量又多，正可以如此管轄不留死角。

寫完這一筆，適卻沒有繼續下一個關於盜竊如何定罪的問題，看了一眼墨子，見墨子沖他點頭，便大聲道：「就像剛才偷牛之事，縱要解決，也需要有人抓捕、有人執行。」

民眾們紛紛道：「你們墨者去抓就是。我們讓你們抓。」

下面的人一說完，墨子莞爾一笑，知道時間太短，民眾終究還是沒有理清楚其中的「名」。

墨者重名，也重名正言順，所以《墨經》中花了大量的篇幅給一些東西做定義，就是防止有人口舌狡辯，也因此適提出那些不容易造成曲解本意的標點時，墨子大為稱贊。

這個名，未必一定要讓民眾立刻明白，但是墨者卻不可能不講清楚，這叫名正言順，墨子極為重視，當然更重視名的解釋權。

適沖著下面眾人笑道：「你們錯了，不是讓我們墨者去抓，你們同意我們墨者這么做。而是你們讓政之府的人去抓，你們同意讓政之府做你們的公意與每個人之間的聯系。」

「墨者只是因為恰好有這個能力，所以被你們認可將來組成政之府，這一點萬萬不要混淆。明日我們墨者若是改了個名字，叫儒者了，那可怎么辦？」

民眾都笑，喊道：「那就依你說，寫下來吧寫下來吧，這又不重要。」

適笑笑，暫時也沒說什么，又道：「還有一事。墨者自然是行義的，只要利天下絕無二話。只是若是將來墨者不夠了，又有人恰好擅長捕盜，又未必是墨者，既要維護眾人公意，他也得吃飯啊。所以，稅、賦不同，你們是知道的，這就是稅的作用之一。」

眾人均想，原來稅是做這個的？我卻不知，以前讓繳納帛稅、粟稅我們便繳納，還真沒有人說清楚是做什么的，墨者這么說，確有道理啊。

可轉念一想，自己已經交了一份稅了，難道成立這政之府還要再繳一份稅？雖說這是為眾人之利，可要是再繳一份稅那可不好，況且你們墨者為什么不把稅從國君那里要來？

或你們和國君講明白了道理，國君就會把我們的稅還到政之府手中吧？

不只是一個人這樣想，不少人亂哄哄地喊道：「你們墨者和國君講清楚這樣的道理，讓他把我們繳的粟稅、帛稅、麻稅都交還到咱們的政之府中不好嗎？你們既有本事，又有手段，也能見到國君，這道理又好理解，我們都能理解，國君或會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