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造冶只開玩笑道：「我這個彭城守，只不過是個牌位。其實墨家誰人去做都一樣，只要巨子簽令，誰人都行。自我以下，官吏多是墨者，可不是聽彭城守的，而是聽墨者中央派遣到彭城的委員，我只不過恰好是而已。」

六指也活絡地說了一些彭城發生的趣事，卻也沒有問一些可笑的、諸如「我什么時候跟著你做事」之類的話，若他連這樣幼稚的話都能問出，恐怕也不可能會有資格參加這一次的同義會。

當年商丘政變後，墨家威逼宋公與貴族們達成協議，彭城作為宋國貳都經營，實際上就算是商丘政變墨家調解的謝禮。

幾方人都不想招惹墨家，但彭城與沛縣還有不同，在彭城的政策和沛縣還是略微不同。

一部分貴族認可了墨者的法度，換取墨家對他們土地私有的承認，融入了新的規矩制度。

另一部分不認可，但墨家又不好直接出面鎮壓和天下諸侯直接為敵，於是先行穩住。

彭城大規模的土地改革之後兩年，矛盾就尖銳了起來：一方面是生活蒸蒸日上的自耕農，另一邊則是處在半農奴制度下的封田祿田農夫。

於是墨家來了個釜底抽薪之策，在彭城站穩腳跟之後，立刻組織了大規模的墾荒，從沛縣沿著泗水調集了大量的糧食。

待一切准備就緒後，在「征得了絕大多數民眾的認可」後，宣布變革。當然，這種變革的合法性是違背時代的，因為墨家所謂的絕大多數民眾，在時代的規則之下並不是人。

變革的政策十分簡單，而且極為溫情脈脈。至少看上去是那樣的。

法令規定，任何農民在不占用貴族封田祿田的前提下，可以離開村社和公田，執行開墾土地，繳納原本他們要承擔的賦稅即可。

然而，這個法令立刻遭到了地方貴族的反對。

因為法令給予農民自由，將貴族的廉價到近乎免費勞動力來源給取走了。

此時缺的不是土地，而是勞動力。

貴族們的土地墨者一分不取，問題在於貴族們怎么可能親自去耕種土地？再說一家老小也耕種不過來那些多的土地，加上原本的封建義務被取消，這對於守舊貴族來說是致命的。

以《七月》來看，農民平時的封建義務極多，包括給貴族們提供無償的勞動、修繕房屋、圍獵、訓練、無償收獲耕種……

墨家的這個法令，是在「道義」的基礎上，徹底毀滅了貴族的經濟基礎。

借用泗水自上而下的優良運輸條件，可謂是要糧給糧、要鐵器給鐵器，目的就是逼得彭城本地的貴族們「造反」。

如果是正常的封建王朝，這個法令執行起來毫無意義。然而墨家上下對基層的控制力不是腐朽的封建王朝後期能比的，短短幾天時間，在雄厚的物質支持下，大量的原本貴族祿田封田的農夫希望擁有自己的新墾地。

當然，也有一部分人早已習慣了這種生活，對於貴族們戀戀不舍，墨家也不管這些人。

幾天之內，貴族們就慌了神——人跑了，要地有卵用？

若是以往，只是小規模逃亡，抓回來處死以儆效尤，反正是貴族秘密法。

可現在，是成文法，法的合理性有來源於墨家的「公共意志」。再者，墨家准備了足夠的糧食，大量的可以開墾的上好大澤荒地，無非就是吃兩年苦的事，守舊貴族們終於驚慌。

墨家礙於現在不方便直接對貴族痛下殺手以免引起諸侯們的恐慌，本來准備采用溫和一點的「二十年贖買」的半強制政策。

奈何守舊貴族們糾結力量來了一場叛亂，喊出口號要驅逐墨家暴政、酷政。

正巧是牛闌邑之戰剛剛打完，魏楚都知曉了墨家技術的可怕，天下局勢對墨家大為有利，魏楚誰都不願意為「禮法」出這個頭，而惹怒了助晉則晉罷、助楚則楚罷的墨家。

這種情況下，商丘那邊庶民院施壓，逼迫宋公子田和詢政院令尹皇父臧認為彭城發生的事是一場「叛亂」。彭城這邊立刻平叛，連殺帶嚇，幾多貴族被殺，剩下的紛紛表示「悔改」，支持二十年贖買的政策。

沒死的紛紛逃亡，土地直接收為「公眾」所有。剩下悔改同意贖買的，墨家也根本沒給金子或是銅，而是給了一堆紙幣，離開墨家控制區和周邊宋國城邑根本花不出去，不過倒是可以入股到彭城的煤炭和冶鐵作坊中。

凡變革沒有不死人的，彭城死的人比沛縣少多了，沛縣的變革可是趁著商丘政變宋公皇父臧都又求於墨家的時候把本地貴族殺了個干凈，彭城的相對於沛縣來說已算是相當溫和，只死了幾百人。

大量的士和落魄貴族，成為了私產制下的經營性地主，加上和釀酒紡織等手工業融合的新作物，讓他們收入大增，也沒有對墨家的政策極為抵觸。

終究此時地多人少，土地問題沒有那么尖銳，墨家強大的執行力和大片可以開墾為耕地的荒地緩沖了矛盾的尖銳。

這些都是適知道的，在墨家內部這都不是秘密，這種時候公造冶自然不會說這些事。

他只是在幾盞酒之後，說起了他的一個重小義而不知大義的「朋友」。

這個朋友的故事，適聽過。

而此時，適在酒後唯一的感慨，就是……《廣陵散》從此絕矣。

因為千古絕唱《廣陵散》，源於一首名叫《聶政刺韓》的古曲。

公造冶酒後嘮叨的這個知小義而不曉大義的朋友，名叫聶政。根據在齊地、衛地的墨者聽聞的消息，現在在交好聶政的，可不只是韓人嚴仲子，還有叛墨勝綽、秦公子連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