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以墨家需要有自己的體系和邏輯，在邏輯之內，使得「民主而集中」，同時可以讓「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傍薦之」的同時，又能集眾義集權，以施政。

在物質基礎不足的時候，這是唯一一種可能變革「家天下」的手段。

若是一家一姓之天下，那么「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終究就是一句空話。墨家一直認為，以利導人，方為大義，讓天下人從天下得利，才能夠最終做到「天下興亡天下人必願負責」。

這一切又需要開啟民智，是個漫長的過程。

這一切都在默默地進行，譬如吳起曾看到的村社里的人討論「是否給從宋國進口的糧食加稅」這種事，就是在鼓動民眾爭取自己的利益，明白此時的國到底應該是個什么。

這種看似沒有意義的事，最終才能潛移默化，當每個人都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的時候，便會明白什么樣的制度才能保證他們自己的利益，才會去主動爭取。

墨家至今為止的一切政策和評論，又都緊扣「天下」與「利天下」這兩個問題，並無逾越，是故也算是做到了「從心所欲而不逾矩」，只不過此矩非彼矩。

墨家通過印刷術和辯論，牢牢地保持著「義」與「利天下」的解釋權，甚至於對於「英雄」這樣的詞匯，都讓市井間有了不同於以往的定義。

於義與利天下，天下諸子如今莫能與墨家爭。

於天下財富總和的增加、生產力的發展，天下制度莫能與泗上相較。

於廣大百姓之利，墨家如今已經很明確地指出世卿貴族是蠹蟲，盡可能地團結了商人、手工業、農奴的利益支持，並且提出了一個沒有世卿貴族的樂土構想。

於文化制度，墨家終究是中原學派，與儒家爭得是「服喪三年」還是「服喪三日」；爭的是「視死如生」還是「節葬節用」；爭的是「黃鍾大呂」還是「下里巴人之樂」。歸其根本，那是內部的文化之爭，不是夷狄與中原之爭。

這種持續了將近二十年的宣傳鼓動、持續了二十年的技術革新，所帶來的種種變化，在吳起身上就可見一斑。

若二十年前，吳起不會對自己的抱負產生任何的懷疑。

不做卿相，誓不回鄉。這若在二十年前，確實是說出來可以招致無數人恥笑以為做夢的抱負。

可現在，吳起卻覺得這抱負……如同深閨怨婦：舊制度之下，世卿執政，士人難為卿相，於是心生不滿，可不滿最終所作的決定，卻是要在這不合理之內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比之墨家所構想的鼎新天下，終究落了下乘。

現在，即便英豪如吳起，受到墨家這些學說的宣傳和影響，也開始不可避免地思索自己抱負的意義。

有泗上富庶之珠玉在前，執政治政若想超越墨家太難了，那些原本稍微做一些就可以名垂青史的變革，現在需要做的更多、效果更好才能算得上是施展抱負。

他不是世卿貴族，也沒有廣袤的封地田產，對於墨家的政策並沒有天然的出於階層利益的本能反感。

但是他知道自己已老，若是自己年輕之時墨家便已如此，他定會投身墨家，以野心施展抱負，執政天下。可現在，他與墨家的規矩不合，所能施展自己抱負的只余秦國。

適談及到抱負，談及到英雄，也談及到了殘酷的現實，似乎秦人向西拓展已經是唯一可行的路。

至於說秦地變革能否成功、能夠壓服那些世卿貴族與公族勢力，適似乎信心滿滿。

畢竟，勝綽等人就算是叛墨，也是有些本事的，如今秦君勢力已成，三縣之地世卿已經不能勝，再得鐵器，又有吳起掌兵，又有民眾支持，秦地變革已然是必然。

適只想想要引誘秦國變革之後，向西拓展。若是以往，斷無可能。然而現在，鐵器已出、馬鐙已用、火葯已燃，又有索盧參西行之舉，向西得利已經成了秦國的另一種選擇。

此時向西，依靠中原的組織術和技術代差，是吊打小朋友。可向東向南，無論是魏還是南鄭之墨，對於秦國而言都是弊大於利的選擇。不能成功，便談不上抱負。

吳起明知道適說這些，為的還是墨家的利，可是適處處講的都是秦君的利、吳起的抱負，竟似乎只有這一條路可選。

適見吳起在那沉默不言，心中暗笑。

心道，這自然有技術發展帶來的代差，向西擴張秦國有利可圖。可也多虧你自己在西河多年編練武卒，你自己扼斷了秦人二十年內向東的可能，不得不向西。

這天下大勢編織成的套索，你明知是套索，卻也不鑽也得鑽，別無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