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可能知曉天志，也不可能理性推論出最適合的天下是什么模樣，所以從一開始國家的產生就是一個錯誤。

堯舜是為了利天下，而將天下合為一，改變了原本天下「道法自然」、「小國寡民」的態勢，結果怎么樣？結果因為國家的出現，導致了桀紂的出現。

沒有桀紂，就沒有天下的苦難，但這天下苦難的根源，卻可以追溯到堯舜時代改變了「道法自然」的狀態，使得國家出現。

墨家則認為國家是必須存在的，至少此時是必須要存在的，只要用理性推論出最合理的制度，那么國家的存在是可以使得天下大利的。

這才是楊朱和墨家之間最本質的分歧，也是導致了一毛不拔之辯的根本原因：

楊朱認為，人人自利，我的財產歸屬於我，我的房屋歸屬於我，風能進雨能進，王侯不能進，也不要想著什么為利家國的借口而奪走我的財產，那么天下就會富庶。

貴族不拿走我的財產，我也不去拿別人的，天下怎么會貧窮？

人人貴己、人人貴生，讓我打仗我不去，所謂「其義不入軍旅」，那么天下怎么還會有戰爭呢？

你們墨家今日說為了利天下，便可以讓國家繼續存在，也可以強制人們服役、用稅收拿走別人的財物。等到有一日你們墨家沒了，利天下事沒人提了，但是強制人們服役、用稅收拿走別人財物的天下習慣卻沒有消失，所以你們做的事不能夠利天下。

墨家卻認為，我們今日強制人們服役，用稅收收走別人的財物，那是為了更好的利於天下，以理性去推斷，我們的做法是最「功利」的，最有效率的最優解，而你們楊朱學派的想法雖然聽起來很好——墨家的兼愛之說的基礎是愛己、兼愛只是理性推論下愛己的最高形式和最有效率的最優解——目的上並不矛盾，但是在過程中分歧太大。

楊朱認為現在應該一步到位直接取消國家的存在，取消任何威權的存在，包括利天下的理由來強制服役和稅收都是不應該的。

墨家認為現在不可以取消國家的存在，威權不但要存在而且要更有力量的集權，否則不能夠利天下。

這是個很有意思的現實，儒家式微，天下將亂，生產力提升，人性覺醒，不可避免地要走楊朱和墨家所必須走的兩條路，至少在道理上只能選擇其一，所以才導致了「天下之言不歸於楊、即歸於墨」的局面。

這是個很好推斷的未來。

若天下之言歸於楊朱，那么便會開啟「禮崩樂壞」、「道德淪喪」、「充斥肉欲」、「以極端的本性釋放對抗極端的壓抑」的文藝復興，釋放出的貪婪、欲望、自私、自利、求生、求利，求財，對黃金的渴望超越原本的道德……人人如此，人人便都和「禮」是天然的敵人，這種釋放出的欲望和人性會自發地團結天下人，會把分封建制的「禮」炸的粉碎，人本之下對於個性自由的過度追求之後重新開始思索道德和理性的關系。

而墨家要做的，則是用理性推論出如今天下，禮已經不再適用，要用理性推斷和物質基礎創造出新的道德標准，而這個道德標准若沒有物質支撐難以為繼，所以要用利天下這三個字，讓天下的人在駟馬先鋒的組織之下，不是依靠自發和自覺以及人性釋放後對禮的天然敵視、而是有目的有組織地依靠墨者這些駟馬先鋒隊帶領，砸碎過去的條條框框，創出一個新的天下。

前者可能需要數百年或者千年的自然演化，但後者可能只需要幾十年，尤其是在物質基礎不斷跟進的現實之下。

這種分歧之下，那個在市井中學過一些楊朱學派學問的「逃卒」，對於墨家只是厭惡，卻並不恨。

對於身後的那些強制他的出征的貴族，則是充滿了恨。

每個人的義不相同，而楊朱的義是貴生，所以這逃卒也逃得心安理得，並不會有絲毫的羞愧。

他的心安理得所用的道理，和幾百步之外那些逃卒的道理，並不一樣，但效果卻是一樣的。

戰場之外的市井辯論中，他的夫子可以和墨家的人辯的面紅耳赤，恨不得持劍互毆以正其義。

戰場之上的生死搏殺中，他卻只是感嘆一下墨家的義不一定對，但對墨家的敵人一樣充滿了恨。

敵人的敵人未必一定是朋友，但在有時候總比敵人更可靠一些，這楊朱學派的逃卒嘴里雖然念叨著墨家道理的不對之處，卻還是迫切地盼望著這一戰墨家快點打贏。

墨家雖然沒有極致的貴生，但是天生人而活著是天帝賦人之權的說法，導致了墨家並不殺無罪的俘虜，這一點他還是清楚的。

他很認同墨家的「生命是天帝賦人之權」的說法，只是討厭墨家以強制服役和征戰天下的手段、以逼得天下人認可「生命是天帝賦人之權」的行為。

因為這本身就違背了「生命是天帝賦人之權」的本質：天帝可以收走生命，墨家不是天帝，所以無權以此為理由強制服役征戰，因為服役征戰可能會死人，不合於貴生之義，只會適得其反。

他覺得，這就像是墨家說，我們墨家要讓天下沒有打人的事，我們最討厭打人這種行為了，然後靠著一雙拳頭打的那些喜歡打人的人都不打人了，這就沒有道理。

楊朱的義不是錯的，不是沒有道理，只不過楊朱沒有教這逃卒的夫子、這逃卒的夫子也沒有教他一件事：貴己貴生，我不害人，別人也不害我；我不取別人之物，別人也不取我之物。然而若是我不去害人，別人卻來害我；我不取別人之物，別人卻來搶我之物，我該怎么辦呢？